年太宗曾令“梓行”长孙皇后遗著《女则》一书，是为印刷之开始。(66)事实证明，这个证据靠不住。因为张先生所依靠之证据，乃是从清人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中辗转找到的，非系唐人印书的直接证明，且《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相同记载中均无“梓行”二字。

关于中唐说。过去学术界有中唐时期白居易的集子曾在江浙一带普遍印行的说法，其证据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云“模勒”一词。张秀民等人以此认定中唐应有白居易的刊刻文集出现。(67)然而，如果将这个证据与白居易晚年特意将自己作品抄写数本，藏于洛阳、苏州、庐山等地寺院的事实相对照，却又难以协调起来。此外，因为白居易曾有：“相忆采君诗作障，自书自勘不辞劳。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题诗屏风绝句》）的诗句；白居易《元稹墓志铭》又说元稹的诗文“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68)又，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有小注曰：“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该《序》还载，在当时平水市中，有鸡林（朝鲜南部的新罗）商人急于购买元、白诗章，“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以此考详，所谓“作书模勒”、“百金换一篇”的情况，说明当时市面流行的元白诗篇皆是手抄本，市井“缮写模勒”的并非印本。上述所有这些证据都足以说明，白居易、元稹的诗文在唐代主要都是靠抄写传播的。而张泽咸在考察研究之后，也说道：“直至中唐时，朝野上下仍是广泛利用抄写以传播文献。”(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