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记载，加上缺乏相关实物证据证明，我们认为王国维、张秀民等人的推测至少目前难以判断其正确。′咸,鱼+墈·书+ \毋^错.内!容?而这种仅凭元稹“模勒”一词就妄断中唐印刷术之有无，这种“非此即彼”的学术研究方式，其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按照此种研究逻辑，其求证的过程就是：因为A等于C，所以B也应该等于C，原因是A和B是亲戚。照此逻辑推断，我们同样可以根据前面日本发现的印本证据，断定李白、杜甫曾经说过的某个词指的就是雕版印刷。因为在770年日本就有了版印的《陀罗尼经》，所以中国也应该有。又因为日本文化得之于中国，所以中国类似印本出现的时间理应早于日本。如此一来，结论就是：在李白和杜甫生前，唐代社会必然有他们的文学印本出现。只是这样得出的结论，大家都明白，若没有实物证据支撑，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显然就不能因为唐朝在824年（长庆四年）以前已有历书和佛经印本，而断定元、白文集在中唐时期理应得到印刷和售卖。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宋代有了火药、爆竹，就断定中国古代早有子弹和炮弹一样。

既然当时社会上佛经和历书印本已经存在，如此看重作品流传的白居易为什么没有像五代毋昭裔、和凝那样雇工雕印他人或自己的文集？(70)其原因之一或许就是白居易当时没有雕印的迫切需要。^精?武?小.说′网! *哽′芯′醉+全*由于凭借传统的抄写方式，白居易基本上可以满足自己将作品或收藏名山，或传于后人的愿望。至于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提及“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71)其文集的情形，也只是证明当时社会的需求，并不足以激发白居易费时费力雇工雕印文集的热情。第二个重要原因或是唐人没有意识到印刷历书和佛经的方法，同样可以用来印刷个人的诗集和文集的缘故。除了社会需求的驱使，这种印刷技术广泛推广应用的“意识”，需要人们经历一段时间才会有“觉悟”，这才导致晚唐五代以后才有个人诗集和文集得以雕版印刷的事实。我们知道，每项新技术从发明直至其推广应用，尤其是突破性应用，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通过社会与个人的双重选择和肯定。譬如，电脑在发明之初，人们也只是期望其帮助完成复杂的数学运算。但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电脑的用途已不仅限于计算，其应用范围大大超出了人们原来的预期。而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历史上也都经历过类似“超出预期”的应用延展过程。¨x~x,s/w!k_.¨c¨o·m!

关于“模勒”一词是否指示“印刷”？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妨碍雕版印刷或早或晚地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诞生。其次，要证明“模勒”指示“印刷”，在论证上要符合学术逻辑，需要更多的直接证据，不可以“气”用事。最后，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中国“印刷术”的产生，应是印章技术、拓印技术，乃至民间布帛印染的夹缬技艺(72)等多种源流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印刷技术的最终成形，一方面是书籍在社会中效率传播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主要归究于人们对于习惯性思维的突破，有赖于“纸张刷印意识”的萌生，即从“被动地等待”人们摹印发展到人们有意识地复制原本的“主动自觉的刷印意识”。除此以外，纸张质量的改进，生产出足够柔软且适合刷印的纸张，也是雕版印刷得以出现的关键因素。

由于所谓“发明”者，乃是创造出新的事物或新的方法，故肖东发所谓的“捶拓”与“封印”转向的“反文雕刻”，以及由“纺织品的凸版印花技术和拓印碑文技术”引发的“大面积刷墨印刷经验”，都只是技术改进，而并没有新的发明突破和创新。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印刷意识”的觉醒拓宽了原有技术的应用范围，使原有的技术转向更为普遍的纸张书籍刷印。从所谓“物质具备”、“技术具备”到人们的“意识具备”，(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