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的产生还有相当的距离需要跨越。所以，中国的印刷术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具有现代意义的“发明”，它只是民间技艺熟能生巧之后，“革命性应用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法国存在主义学者萨特曾说：“革命是件很广泛的事情。革命须以思想的改变为前提，甚至要以感觉的改变为前提，同时还要以生产形式和所有制的变革为前提。革命不仅意味着社会和经济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人的改变。”(74)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刷意识的产生就是基于思想、感觉改变为前提的人的改变。

事实上，从泥封印到拓印，再由拓印、夹缬到雕版印刷，这项民间技艺的发展成熟的确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期内，除非有详实的直接证据，否则我们不能妄断印刷技术产生或开始的时间。因为我们不能将某个古人的印章盖在纸上认定为印刷术的诞生，何况泥封用印起初的用途只是简牍书册为保密之用，并不是为了盖印纸张而诞生。若以此而论，则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39）(75)、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76)及冯贽《云仙漫录》印佛像(77)的事例，甚至葛洪记载往昔道家修炼，佩带刻有文字符号的枣木大印(78)都不能算作雕版印刷。因为假若以上这些都可算是印刷术产生的证据，那么印刷术的历史最早则可推至先秦。所以，我认为印刷术的诞生实为人们在漫长时间流逝中所获得的一次从拓印到印刷的升华和跨越，而且这次升华与跨越也不是短期内，单纯因素所能实现的。随着社会的进步，造纸技术的成熟，原有的印章、碑刻及夹缬等传统雕印技艺，吸引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关注，这才最终促成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而在漫长时间流逝中所成就的恰是一个“思想和技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关于此节，具体论证可参见本人《元稹“模勒”续考》(79)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