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始以梨版刊书。”

⑤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覆五代刊本〈尔雅〉跋》。

五代国家当时之所以选择国子监刊书，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当时国家刻书多为儒家典籍，凭借国子监所支配的人才和学问水平可以确保书籍的质量；另一方面由国子监刻书，从经济上能确保国家对其利益的获取。由此我们看到，五代国家在刊板印制经书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正确的书籍供应，同时也为了自己的收益，国子监还参与了国家印书标准的制定。

《五代会要》（卷8）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又见《册府元龟》（卷608）详载曰：“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经雕刻印板委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