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记载清楚列出五代时期刻书所初步形成的规范程序和标准，其官方印书的标准范例如下：（1）国子监为官方印书的权威机构，由它确定所要模仿刊刻的书籍定本（范本）。+E¨Z-暁.说+蛧/ -追?罪-薪′彰+劫*（2）雕印的前期工作由选本、校勘、笺注、抄写等程序构成，均由国子监选派专门人才(22)施行。（3）由国子监选择雇用雕字匠人雕印书板。（4）儒家经书均以国子监所印版本为准，不得以杂本混淆。以上这些印书规范与标准对于后来北宋书籍印刷的借鉴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五代十国藏书家的藏书来源，范凤书曾说：“除传统的抄写和帝王赏赐外，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从市场采购而来。这是由于其时已有了雕版印刷，书籍成了商品供应，为人们购置提供了方便。像后唐的王都‘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旧五代史》卷54）。王惠范‘但以金帛购求古书图画，日以披玩为志焉’（《三楚新录》卷3）”(23)。其实，当时以重金收购图书的还大有人在。荆南名臣孙光宪当年也是“每患兵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赉金帛购求焉。^天-禧￠小￠税.枉- \首\发′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三楚新录》卷3）。

现在看来，五代藏书家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各类图书，说明当时市场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印本书和抄本书供应。因此，五代十国的藏书除了国子监官刻积累以外，民间刻书情况也不容忽视。按《五代印刷事例简表》所示，五代民间刻书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寺庙、道观僧道刻书；二是私人刻书。

寺庙僧道刻书的现象，自晚唐昙域刻印《禅月集》，直至吴越僧延寿刻印佛经，一直都是晚唐五代民间刻书的主要活动。从《唐五代印刷事例简表》来看，相比于道教印经，佛教印经事例占大多数。以敦煌印经为例，曹元忠以及咸通九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其印经目的主要是源于宗教虔诚。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若不是异地雕印佛经输入，在以写经为主的敦煌雕印佛经，除了较大的金钱耗费，更有赖于强烈的宗教感情。按《敦煌县志》记载，曹元忠之父曹义金本为沙州长史，只因为原节度使张义潮、张淮深的后人绝，而被推为帅。此后其子元忠、孙延禄，“周、宋时俱遣使奉表入贡，授本军节度加中书仆射等官”，曹元忠更于宋太宗朝以州归宋。￠看-书+君? ?已*发-布^罪!新\章,劫,(24)资料佐证，敦煌出土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下刊有文字曰：

弟子旧义军节度川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藩落等使，特进检校大俦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杀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于时大晋开运四年（947）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廷美。(25)

这一证据说明，曹元忠当年雕版佛经有借助佛教祈福纳祥的目的。因此，卡特也认定，佛教的发展是促成印刷的推动力。他说：“中国最早的印刷，即为佛经和佛教图像。……在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背景中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动机……中国人正在进行各种复制方法的试验时（这种试验最后促成印刷），正是中国史上一个宗教最盛的时期。”(26)

至于其他民间私人刻书。根据晚唐中和三年，中书舍人柳玭在蜀所见的书肆印书。当时西蜀的民间刻书主要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柳氏家训》）等书籍，而且这些印书或是印制低劣，大多“浸染不可尽晓”。历书、小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等印本书籍的大量出现，说明晚唐民间印本主要偏重于满足民间实用功能的书籍，而雕版印刷也率先在政局相对稳定的西蜀民间得以兴起。对此，宋叶梦得也说：“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石林燕语》卷8）

与晚唐相比，五代十国最值得关注的则是民间某些出于个人原因的书籍刊刻。譬如，和凝、刘绮庄、贯休等人的文集作品刊印，以及毋昭裔出于个人目的(27)刊印的《文选》、《初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