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32)由于唐代社会对于《文选》学习的重视，乃至于仕途坎坷的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也叮嘱儿子要“熟精《文选》理”。鉴于《文选》对于科举的重要程度，唐朝以后，此书几乎成为士人必修的课本。这一传统流传至宋代，就有了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的宋代谚语。由此可知，毋昭裔刊刻《文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文人科举的需要。

由于“选学”的盛行，唐以后“诗学”一词的内涵也有了变化。一方面，作为“诗经学”的含义，它仍在继续使用；而另一方面，作为“关于诗歌（尤其是律诗）创作的学问”的新含义，也在逐渐构建与形成。关于唐代“新诗学”的理论构建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讨论，此不赘言。

因此，总结而言，五代国子监及民间、私人刻书的存在，部分抵消了战乱带给官方和民间藏书的损毁和灾难，也保证五代十国藏书能够维持一定的数量和水平，为即将到来的北宋王朝大规模的书籍刊刻奠定了母本基础，这一时期的印刷文化传承对于诗赋写作水平的提高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五代科举对书籍印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