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选》的刻印，也有直接证据说明其与科举的互动关系。.8^4\k/a·n¨s·h`u\.`c/o*m_据史载，隋唐以来，由于儒家经典刻印为国子监垄断，伴随科举以诗赋取士，“文选学”悄然自江淮一带兴起，趋利的民间书籍刊刻开始涉及官方疏漏的领域，由是《文选》、《初学记》这类关乎诗赋写作的书籍得以在民间率先版印。

《文选》成为唐代科举士人学习诗文的范本，有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从相关史料记载看，最早研究《文选》的是隋代的萧该，稍后江淮扬州、润州等地成了“文选学”兴起的源头，其学问人物中尤以曹宪、李善、许淹、公孙罗等人为代表。以下所列数条记载，颇可证实。

《旧唐书》（卷189）载曰：“曹宪，扬州江都人。……太宗徵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所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_0,0\暁￠税\蛧^ `免~费!越.读*”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9）亦载曰：“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李袭誉荐之徵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智明。”

宋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载曰：“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宋孔平仲《续世说》（卷6）记载：“高宗以裴行俭工草书，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

依据《文选》为诸家所注并得以教授普及，尤其是唐高宗命裴行俭以绢素草书《文选》的史实，可知《文选》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自贞观始，随着曹宪、李善等人相继登用朝廷，唐代社会朝野逐渐形成了一门专有的学问——“文选学”。*看`书.屋` ?追¨嶵?欣.章^結~

《文选》在唐代成为专门之学，原因一是由于《文选》收录了先秦至梁的诗文，更适于士人阅读诸家代表作品。二是由于其中的诗赋文章更切合唐代士人应对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文选学”在唐代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清赵翼说：“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30)事实上，按有关学者考证，科举以诗赋取士早在隋朝就已存在，唐代只是继承了这一考试制度。今人何易展认为：“从《隋书》列传记载薛道衡、杜正玄、李德林等入仕经历来看，在隋代诗赋之优已是入仕的条件之一……隋代试举已兼采表论与诗赋。至于王定保、赵翼、徐松等认为的永隆二年或神龙、开元间始‘试杂文’，‘以赋居其一’，大概主要就是指进士科的常科而言。”(31)

无论如何，唐代“文选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质是唐代科举实用“文、赋学”与“诗歌学”的合成体，而《文选》在当时无疑就是一部科举考试的备考教材。因为这个缘故，李善当年因为注《文选》甚详，在朝廷得到“赐绢一百匹”的赏赐，而其《文选注》一书则获得“诏藏秘阁”的待遇（《旧唐书》卷189）。此后，即便是在李善失势后流落民间，其居留汴、郑之间仍可以“教授诸生”《文选》为业，而他教授《文选》所取得的成绩居然是“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新唐书》卷202）。从这一例证，我们可以看到“文选学”在唐代巨大的影响力。对此，闻一多也评价说：&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