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举人，兼兵部、礼部引人过堂之日，幕次酒食会客，悉宜废之。’”

《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载：“周广顺二年二月，礼部侍郎赵上交奏：‘贡院诸科，今欲不试泛义，其口义五十道，改试墨义十道。从之’”；“三年正月，赵上交奏：‘进士元试诗赋各一首，帖经二十帖，对义五通，今欲罢帖经、对义，别试杂文二首、试策一道。’从之。”

《五代会要》（卷23）又载：“其年（周广顺三年）八月，刑部侍郎、权知贡举徐台符奏：‘请别试杂文外，其帖经、墨义，仍依元格。’从之。”

从以上数条记载看，尽管科考的某些旧规可以因时更改，但不变的是：儒家经书及诗赋杂文一直都是科举诸科考试的重要内容。《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记载：

天福五年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曰：“明君侧席，虽切旁求；贡士观光，岂宜滥进。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自有《九经》、《五经》之后，及《三礼》、《三传》已来，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废，搢绅之士，亦缄默而无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举人如是繁多，试官岂能精当。况此等多不究义，惟攻帖书，文理既不甚通，名第岂可妄与。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选者甚多，州县之间，必无遗阙，辇谷之下，须有稽留，怨嗟自此而兴，谤讟因兹而起。但今广场大启，诸科并存，明经者悉包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若夫厘革，恐未便宜，其明经一科，伏请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