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颇精真，亦多修述”，可见南唐文人对于图书典籍的贡献。

众所周知，校勘者的文化素养、水平高低对于书籍的雠校质量，乃至于日后书籍的雕版印刷至关重要。这些都为后来北宋书籍的印刷复制，乃至宋朝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南唐当时重要的文臣中，大多参与了图书典籍的校勘整理。陆游《陆氏南唐书》（卷5）记载：“锴凡四知贡举，号得人。后主裒所制文，命为之序，士以为荣。锴酷嗜读书，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后主尝得周载《齐职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条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学，故雠书尤审。谛每指其家语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精于书籍雠校的徐锴后因国势日削，忧愤郁郁得疾，于开宝七年七月卒，享年55岁。徐锴亡于南唐国破之前，文章凡有数百卷，可惜在“锴卒逾年，江南见讨。比国破之时，其遗文多散逸者”（《陆氏南唐书》卷5）。尽管如此，徐锴仍有成果落入北宋。《宋朝事实类苑》（卷50）所载，太祖平江南后，赐本院徐锴亲手校定的书籍三千卷，即是明证。其后，虽然这些书籍多有散失，到钱惟演再入院，仍然“编排得千余卷而不成部帙，其《九经》、《三史》、《三国志》、《晋书》，即是晁迥、李宗谔在院时，奏请其书印署部帙”。可见，北宋前期所印的书籍中，仍有部分依据南唐徐锴等人的校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