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元年三月，宋祁上《乞复位广韵奏》亦云：“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窃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如叙序、坐……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释转音，重迭不分，去留难定，有司论难，互执异同，上烦圣聪，亲赐裁定。?咸,鱼,墈\书? ?勉+废/粤^渎\盖见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乃留，当收复阙，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102)

另外，《燕翼诒谋录》（卷2）载曰：“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可见，当时小学韵书对于读书人的重要程度。

沈括谈到古人游山时曾说：“游山客不可多，多则应接人事劳顿，有妨静赏，兼仆众所至扰人。”游山时所带用具也以轻简为便。古时游山具之中，行具二肩：甲肩为一些衣物、洗漱、饮食等用品。“乙肩：竹鬲二，下为匮，上为虚鬲：左鬲上层书箱一：纸、笔、墨、砚、剪刀，韵略，杂书册。.秒!漳+结.暁!税¨罔? _更?欣,蕞¨全-”（《梦溪忘怀录》）(103)此段记载，至少说明宋代文人即便是在游山之时，韵书仍为必不可少的随身用具，足见宋人平时对此类书籍使用颇勤。由此可见，徐铉对于版印字书、韵书的力行提倡，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

宋灭南唐，对于归降大臣的遴选或使用，本身就可看出宋朝高层对于降臣的审慎态度。《宋稗类抄》（卷1）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薨。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广记》之类。卷帙既浩博，并丰其廪膳赡给，以役其心。后多老死于文字之间。”(104)宋太宗将这些人仅限使用在文化事业方面，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此，宋人张端义则说：“唐皆用陈、隋旧人，置之文学，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诸国有名之士入弘文馆，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徐铉、陶谷之笔。是亦祖唐之遗意？”（《贵耳集》卷中）张端义作为宋朝臣子，揣度上意，其见识有限。倒是南宋李心传对于此事还颇有见地。《旧闻证误》（卷1）在引述《挥麈后录》所载朱希真之语，评论曰：

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s-o·s^o￠x!s!w*.*c·o+m+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与修者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蒲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禄、张师黯、徐昆臣、杜文周、吴正仪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尚亡恙，今谓“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朱说甚误。

李心传说得很有道理，但另有几则故事亦颇能证明王明清、潘永因、吴任臣等人的说法并非一无是处。《续资治通鉴》（卷18）记载，至道二年，太宗以灵州孤绝，救援不及，欲弃之。于是，诏辅臣陈灵州事宜。张洎越次言事，上疏请弃灵州。“帝初亦有此意，既而悔之，及览洎奏，不悦，却以付洎曰：‘卿所陈，朕不晓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又一事发生在至道元年，寇准知吏部选事，张洎掌考功。张洎乃南唐旧臣，而寇准时为年少新进，“思欲老儒附己”。当时，张洎“夙夜坐曹视事，每冠带候准出入省门，揖而退，不交一谈”。由此，寇准欲推荐张洎参与政事，极力向太宗推荐。然当时的问题却在于：“帝亦欲用洎，第知其在江表日，多谗毁良善，李煜杀潘佑，洎尝预谋，心疑焉。”寇准后来多次举荐，方得同执政，然“洎奉准愈谨，政事一决于准，无所参预，专修《时政记》，甘言善柔而已”（《续资治通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