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册府元龟》卷608）。我不知道冯、李等人何以如此认为？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可能不完全如此。

原因之一，《十国春秋》（卷78）有这样一段记载：宝大二年冬十月，镇海镇东留后王子传瓘、中吴军节度使王子传璙各贡唐（后唐）锦绮千件及九经书史四百二十三卷，又贡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萨石蟹子四、空青四。

关于钱越王贡奉“九经书史”的记载，除《十国春秋》（卷78）外，较早见于宋代的《册府元龟》当中。《册府元龟》（卷169）载：“十月，两淮钱镠、留后钱元瓘、苏州节度使钱元璙，各贡进金银锦绮数千件、御服犀带、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

在宝大二年钱越王贡奉后唐的礼物中，有“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宝大二年是925年，钱镠执政时期内。结合五代十国时期的书籍印刷事例，我认为钱越王当时送给后唐的《九经》等书籍应当不是手抄卷，而是雕印本。原因是，吴越国在宝大二年送后唐《九经》等书籍四百二十三卷，当是贵重礼物。什么样的书籍会如此贵重呢？我认为，以《九经》等书的部帙巨大程度，手抄并不稀奇。唯有是当时罕见的雕印本，才能称其为贡物。否则，后唐自可请人抄写《九经》，不劳吴越贡奉。而我认为，当时后唐定然早有手抄卷的九经书史等书籍。因为在印刷之初，手抄本仍是社会上最普遍的书籍形式，而唯有雕印书本才是稀罕物。此外，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吴越贡奉书籍的时间：宝大二年（925）冬十月。此时间相当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在吴越国宝大五年时，后唐才改元长兴。也就是说，如果《册府元龟》、《十国春秋》的记载属实的话，当冯道、李愚等人于后唐长兴三年（933）二月决定国子监雕印《九经》之前，吴越国可能早已有了《九经》印本书籍，并且其《九经》印本的品质还足以成为钱越王讨好中原的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