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竹纸的技术尚不够成熟，成品的质地，大概也很差。”(134)因此，五代南唐曾设置纸务官，“求纸工于蜀”，其所制“澄心堂纸”也出自蜀中良工之手。(135)由于西蜀造纸精良，自唐以来，官府宫廷的诏令和文书就专门规定要用益州麻纸书写，并以之抄写东、西两京宫廷收藏的四部书籍(136)（《旧唐书》卷47）。尽管每年都有蜀纸作为贡品运往长安和洛阳，但总体上还是供不应求。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时，“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新唐书》卷57）。仅一项事宜每月就要供给“五千番”，由此可见蜀中造纸业的兴盛。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但纸不佳。”足以证明，北宋初年以京师为代表的中原纸品质量并不高。此外，再从南唐造纸求良工于西蜀的情形，又可看出西蜀造纸业从五代至北宋初期要稍稍领先于中原和江南诸国。由陈师道《后山谈丛》相关记载，南唐著名“澄心堂纸”的制作技艺当出自西蜀良工之手，其质量之高号称“百金不许市一枚”。澄心堂纸在南唐灭亡后便不再生产，北宋梅尧臣曾从友人欧阳修处得到南唐澄心堂纸两轴。对于此种纸张，梅尧臣写诗评价说：“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而今制作已轻薄，比于古纸诚堪嗤。古纸精光肉理厚，迩岁好事亦稍推。五六年前吾永叔，赠予两轴令宝之。是时颇叙此本末，遂号澄心堂纸诗。”（《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这说明此种秉承西蜀技艺制造的南唐良纸，继承了西蜀纸张细密厚重的传统，与轻薄的江南竹纸有明显不同。由此可证，西蜀造纸在五代时期的兴盛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