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贪污纳贿是社会普遍不能容忍的行为，然如果贪嗜物为书籍，尤其是人们所认可的典籍时，则又另当别论了。*卡.卡^晓`说*王? _冕`费+跃~黩¨按《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长编》、《宋史》等书所记，史家对于历代嗜书、藏书之人，均给予较高评价。即使在战乱时期的五代，史家对于藏书、嗜书的记载照样不遗余力，对于荆襄节度使赵匡凝以及和凝等人的

记载都是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年作为后周的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指挥使，一员武将居然也嗜书若此。

黄袍加身后，赵匡胤读书兴趣丝毫不减。《宋朝事实类苑》（卷1）载：“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出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云。”开国君王本人对于书籍的喜爱，也成为北宋王朝以文治国的发端。“崇政殿说书”这一特殊官职，也就这样设立延续了下来，到了北宋仁宗年间，著名理学家程颐就曾以布衣身份任此一官职，为皇帝讲说儒理。\白¨马*书!院` \免!沸_岳+黩*

宋太祖欲以文治国，安定天下，教化人伦当为根本。要达到这一目的，书籍储备又是文化知识推广之关键。如果说太祖当年“淮甸购书”只是为了自己，那么在北宋建国后，太祖皇帝平定五代诸国之时，所颁下搜集书籍和印板的决策，则完全是为了国家“文治”的需要。据《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国初，三馆裁数柜，计万三千余卷。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开宝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长编》（卷19）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另外，《资治通鉴后编》（卷4）亦载：“（乾德四年）初，帝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蜀图书、法物。/幻!想,姬′ *芜!错\内¨容′五月，乙亥，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

实际上，与上述的相关记载则是，宋太祖喜好书籍，灭蜀之时命使尽取蜀文籍及诸印板归阙。不料，太祖“忽见板后有毋氏姓名，乃问欧阳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钱自造。’上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14)。

如果上述记载属实，那么太祖朝掠夺的图书与原有图书加起来近四万六千余卷。这些为宋朝的图书积累奠定了基础，也为太宗皇帝尽情抒写儒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宋初诸帝中，宋太宗无疑是一个勤勉于学的典型。据《宋史》（卷4）记载：“帝（宋太宗）幼不群，与他儿戏，皆畏服。……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饧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或许是循于太祖皇帝的影响，太宗在书籍的喜好以及搜集方面，与乃兄相比丝毫不落下风。他曾多次对手下说出“无所爱，但喜读书”这样的话。尽管政事繁忙，宋太宗仍每天安排了固定的读书时间。《长编》（卷25）记载，太宗皇帝“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

除此以外，为了便利于系统地、有计划地阅读，太宗皇帝还采取了以下多项举措：

第一，他开始利用北宋建国以来的图书积累，有目的地编纂诸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这样的类书。《宋朝事实类苑》（卷2）载：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太平御览》。……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小说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阅御览日三卷，因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