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15)

第二，为了服务于自己庞大的图书编纂计划，太宗延用并深化了宋太祖以来奖励献书的政策。(16)具体例证如下：

（1）《长编》（卷25）载：“（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上（宋太宗）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

（2）《宋会要辑稿》载有太平兴国九年(17)正月诏书。诏曰：“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宜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较，据见阙者特行搜访，仍具录所少书，于待漏院榜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上之。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才书判，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或不亲儒墨者，即与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宋会要辑稿·崇儒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