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史册的文人学者明显不如宋代众多。《新唐书》“儒学”、“文艺”共立传148人,相比宋代少了许多。这其中原因固然有多种,但是在科举选人和学校培养人才的机制上,宋代较唐代更为完善是其根本原因。因为宋代整个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完全挂钩衔接,科举在宋代才真正意义上地实现了平民化、普及化和制度化。而像唐代李白、杜甫等人所设想的“终南捷径”,在宋代难有实现的可能。咸平元年,翰林学士杨砺等受诏知贡举。在考试之前,真宗特地请杨砺等人入宫,嘱咐国家选才的原则。《续资治通鉴》(卷20)载:“帝召坐,语之曰:‘贡举当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选拔寒俊,几乎成了宋代选拔科举人才普遍遵循的准则。雍熙二年三月,太宗朝科考进士,得进士须城梁颢等179人,诸科318人。时宰相李昉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子扶、度支使许仲宣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第。帝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续资治通鉴》卷12)。于是,“选拔寒俊”几乎成了宋代选拔人才普遍遵循的准则这也导致宋代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其出身毫无例外都要经历科举考试一关,而国家明显更注重对庶族文人的选拔。而宋代在考试规模以及入选进士的人数等诸多方面,都要远超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