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得吕蒙正以下进士一百九人。诸科得二百七人，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此举导致大臣中薛居正等人谏言“取人太多，用人多骤”。然而，“帝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因为此前宋太宗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又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续资治通鉴》卷9）

据相关史料统计，唐代科举每榜录取进士一般在30人左右。五代时期，每榜进士一般也就10余名，47科平均每科14人。宋太祖在位时期，共开科15次，每科平均也仅录13人。而宋太宗仅吕蒙正一科就录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后阅籍又补进士诸科出身184人，怜7人年老又赐《三传》出身，总共加起来共取507人。这个数字比宋太祖在位15举总共录取的455人还多。(32)由此，美国汉学家伊沛霞认为：“一个世纪的藩镇割据结束后，宋朝初期，朝廷采取措施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宋朝整个时期凭科举考试获取官职的竞争稳定增长着。11世纪初期，3万多名考生参加了州级考试，世纪末达到8万名，宋朝末期这个数字可能为40万。”(33)从伊沛霞的上下文理解，其所云的“宋代末期”指的应是北宋末期。北宋末期参加科举的考生人数达到了40万，这似乎又多得有点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