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学在北宋仁宗庆历时，生员已增至200人，出现了学舍不能容纳的情况。*鸿^特,晓*税-徃/ *首^发,河南大学教授赵国权因此评价说：“宋代国子学入学资格不像唐代那样品极严格和高贵(38)，且其主要作用在于取解充贡，成了科举的附庸。”(39)尽管条件不断放宽，由于国子学只以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充斥（《宋史》卷157《选举志》），所以其影响在宋代远不如太学。那么，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太学又有多少生员呢？

按谏官滕甫、刘庠的说法，“庆历中，太学生内舍生二百员，并官给日食”(40)。《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亦载，皇祐三年七月，“诏太学比岁增以房宇，赐之土田，许置内舍生二百名”。仁宗皇祐四年（1052），召胡瑗“管勾太学”(41)，由是“其徒甚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锡庆院西廊庑）处之”。不久，又以马军都虞侯公宇为太学之舍，学生增至300人（《长编》卷184）。至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整顿太学，创立三舍法，将锡庆院和和朝集院一并扩充为学舍。学生人数规定为：上舍生100人，内舍生200人，外舍生700人，共计1 000人。熙宁四年十月十七日，中书门下言：

近制，增广太学，益置生员，除主判官外，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以三年为任。′e/z`k.s\w′.+o′r_g\……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其生员各治一经，从所讲之官讲授。……（《宋会要辑稿·崇儒一》）

对此，《长编》（卷228）也记载：“熙宁四年十一月诏每岁加赐国子监钱四千缗，以增置学官、生员用度不足故也。”按这个计算方法，王洙所言仁宗年间“游士寄应”所导致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增至千余人，实不为过。由于学生人数过多，用度不够，太学不得不靠其他渠道贴用。《宋史·选举三》（卷157）记载：“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

在熙宁四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诏殿中丞宋靖国、赞善大夫吕嘉问相度锡庆院，建太学。原因是御史邓绾曾上言说：“国子监粗容春秋释奠，斋庖之室，不足以容诸生。至于太学即未尝营建，止是假锡庆院西北隅廊屋数十间，逼窄湫隘，又官司未尝葺治。今大新学制，学者闻风坌然毕集，恐不足以容，乞特赐锡庆院为太学。^看\书¨君￠ ·已′发+布￠最¨芯~璋`劫?”（《宋会要辑稿·崇儒一》）如此来看，熙宁时太学人数的扩增，确实导致了学校学舍等硬件设施赶不上形势的需要。《长编》（卷253）记载，熙宁七年五月，国子监又言：“太学生员多而斋舍少，乞尽充学舍。”诏从之。于是，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太学增学舍至80斋，每斋5间，可容30人，计2 400人，其中上舍生100人，内舍生300人，外舍生2 000人。太学规模进一步扩大。(42)又据《宋史·选举志一》载：“元祐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我们也知道，太学生的人数变化与北宋中期的科举改革有莫大关系。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张废诗赋，以经术取士。为此，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层层选拔生员，又以自己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和标准答案，导致太学生人数第一次扩充。这种情形发展到宋徽宗时期，太学生人数更是增长迅猛。崇宁五年（1106），北宋全国从县、州至太学全面实行三舍法，每年考选县学上舍生升入州学外舍，州学上舍生每年秋季贡入辟雍。(43)蔡京将三舍法推行于地方官学，规定州学学生每三年选送一次进入辟雍学习，定额是3 000人，是为太学外舍生。加上当时太学内舍生有600人，上舍生有200人，当时太学生人数共有3 800人。(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