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学生人数变化，又有证据说：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燕翼诒谋录》卷5）

崇宁五年科举礼部试之后，学校三舍法的“育才取士”取代了“科举取士”。从崇宁五年到宣和二年，没有科举，所录取的五榜进士，皆是由太学上舍考取。其结果导致人们对太学趋之若鹜，太学生员激增。为了求得入学和升舍，“于是轻薄书生，矫言饰行，造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如市矣”（《东轩笔录》卷6）。与太学相比，国子学自北宋中期就日趋衰落下去，其地位渐为太学所取代。从王安石改革伊始，清要近贵之子弟亦于太学听读。据宋魏泰《东轩笔录》（卷6）记载：“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生几及三千人。”崇宁三年，国子学更是停止了招生。

太学生员增速如此，可想而知，遍及全国诸道、诸军那些基数庞大且难以统计的郡县乡学、民间书院，会有怎样的学生人数。张围东总结说：“以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的贡举为例，当时参加省试的举人将近二万，若以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的比例计算，前一年全国参加发解试的士人就达十万之多。中唐时，每年赴省试的举人约三千人，若以三人取一人赴解计，全国每年参加发解试的士人也不过近万人，只及北宋前期应试人数的十分之一。到北宋中后期，科举进入黄金时代，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或川广等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45)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知贡举时，曾对皇帝说：“臣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然累次科场，人数倍多于往岁，事既太盛，弊亦随生。”(46)由于全国各地学生人数众多，且又都按各地人口比例实行固定的解额制。北宋朝臣为各地参考的“解额”分配问题产生的争议曾多次发生，司马光与欧阳修就曾为南、北方考生的份额之事有过争议。司马光是北方人，主张“分路取人”。而当时南方人才众多，因受到解额限制，南方各地颇有怨言，因此欧阳修代表南方要求取消“解额”限制，主张“凭才取人”。争议的结果，北宋省试中仍未实行分区定额制度，而各地固定“解额”制也未取消。(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