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稗类抄》（卷31）载：“旧制，每日校对书籍功册页背面二十一纸，三馆都监于每月终，具逐员功课闻奏。/秒\彰·截￠暁~说?蛧* ·首/发￠自嘉祐中置编校，此制遂废。元祐六年，复著为令。”

时至元祐六年，官方对于编校的规定更加详细。《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一）载曰：“雠校旧本书，有注错多者，长功日十纸，中功日九纸，短功日八纸；错少加二纸；无注又加二纸；再校各加初校三纸。其正字刊正，各校三纸。”

北宋的书籍刊刻制度建设事无巨细，包括校勘具体的方法，官方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沈括《梦溪笔谈》（卷1）云：“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惟雌黄则一漫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第四，刊印之前要经历“复校”、“点检”等层层环节，建立了一套严格规范的校勘制度。.求~书·帮? \更·芯?嶵¨全\

前面所述《五经正义》中的《易》、《诗》等经的校勘就经历了多次复校。《玉海》（卷43）载：“《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同书又载：“《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令翰林学士晁迥、李维、王曾、钱惟演，知制诰盛度、陈知微，于馆阁京朝官中，各举服勤文学者一人为复校勘官。迥等遂以集贤院校理宋绶、直集贤院孙、直集贤院麻温直、集贤校理晏殊、崇文院检讨冯元充选。凡校勘官校毕，送复校勘官复校，既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充复点检官，俟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讫，复加点检。皆有程课，以考其勤惰焉”。

按肖东发的说法是，北宋监本的质量是十分精审可靠的。因为其“所刻之书都要三校上版，查监本刻书记载，刊行之前总有‘校订’字样，因为刊印之后要颁行天下，售于民间，故此”。^秒,蟑\节^暁+税+旺+ -罪_欣+漳·洁?埂+鑫!哙?肖东发最后总结说：“由此可见，后世的呈缴本，国家出版社设印刷厂，编审、校对、刻印、发行一条龙，三审制，三校上版等制度早在宋朝就已初步形成。”(72)

这样的话语既可以视为这是北宋文治政策的成果，也可视为是对北宋当年编纂印刷书籍盛况的肯定。北宋人承上启下，实是肩负着上下两个方面的重任。一方面，要将前人有价值的书籍尽量快地编纂印刷出来，以服务圣朝文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北宋人还有编撰整理自己的书籍，加以印刷发行流布，以开启属于本朝的文化繁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宋人发现仅有印刷技术和印书热情是不够，还要有良好的组织、管理、规范等制度方面的保证，才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刻出好书来。

事实上，此类校勘制度也并非北宋朝独创，唐代敦煌遗存的官抄本中早就流行这样的“三校”制度。敦煌遗书《妙法莲华经》（卷6）有题记云：

咸亨三年二月廿一日经生王思谦写/用纸二十张/装潢手解善集/初校经生王思谦/再校经行寺僧归真/三校经行寺僧思道/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尚义感/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据考，这批官抄本经书是经朝廷批准入国家书目，由当时秘书省或弘文馆组织抄写后，发散到全国，流入敦煌的。题记中的王思谦是唐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的弟子，太原寺的四位详阅人是玄奘的四个弟子，而监制虞昶更是虞世南的儿子。(73)题记所反映抄书的三校、四详阅制度，值得我们重视，此种校勘制度对于北宋印本制度建设有传承贡献。

二、北宋印刷的技术保证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由于官方各项制度、措施的推动，北宋的书籍印刷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此好的印刷成绩，实则又与印刷技术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要理解宋代印刷技术的进步成就，我们只需将宋版书籍与其他时代版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