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天圣三年（1025），国子监上书言：“准中书札子，《文选》、《六帖》、《初学记》、《韵对》、《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印板，令本监出卖。今详上件《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并抄集小说，本监不合印卖。今旧板讹阙，欲更不雕造。从之。”(86)

第三，宋代不同的刊刻单位在选择书籍刊刻时，均有自己的标准。其印书内容也各有侧重，又多与其官府职责内容有关。如上所述，《文选》、《初学记》等类书，因为不是经史，无关国计民生，所以国子监认为自己不该印这样的书。而某些我们今天看似无大用的书，如佛教、道教方面的书籍，在当时却得以大量地印刷出版，这实与宋太宗、真宗本人的宗教喜好有关。北宋朝诸帝，除了徽宗以外，其余皇帝皆信奉佛教，提倡并推行儒佛道三教一义的政策。宋太宗恢复了自唐德宗以来中断已久的译经，朝廷为之设立了译经院和印经院，又设译经润文使，由宰相或大臣负责管理国家与译经相关的事务。宋太宗由此也提出佛教“有裨政治”的观点。他在《三藏圣教序》中说道：“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导群迷，阐扬宗性。”(87)从皇帝本人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这些书可以教化人心，间接地有利于国家稳定。真宗在撰《崇儒术语》的同时又撰有《崇释论》，说孔孟与佛教之间“迹异而道同”，佛教有补于儒学。由此可见，北宋官方编撰刻印书籍，其主观意图上也是在全方面地构建保障王朝稳定发展的精神和文化架构，其编撰刊刻书籍，并非率性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