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较早地拥有了好的载体，因为“写下来的东西，保存的时间会长久一些”。(4)

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类行为规范作为取向，它是一种取向于传统的经书文化，而不是一种公共话语文化。尽管孔子强调“述而不作”，自己写的东西也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却被他的弟子以《论语》这样的书籍形式记录并流传了下来。(5)中国的另一个哲人老子反对知识，回避名誉，然而他的学说与名声却也是通过一本名为《道德经》的书籍载体流传了下来。

这样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佛教的传播过程当中。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之时，随同它们而来的并非是一道虚幻的佛光普照，而切切实实的是大量负载着佛法典籍的到来。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谈到了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诸多说法。其中有两种说法引人关注：一是说早先以室利防（SRAMANA）为首的一批外国僧人携带大量佛教经本到达秦国的都城咸阳。然而当时不愿接纳佛教的秦始皇（前221—208年）却把他们投入了监狱。最终结果却有些神话意味，传说是“晚上监狱被一个高16英尺（丈六）的金人打开，将他们救了出去。受此神迹感动的皇帝叩头谢罪”。第二种更为著名的说法是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因感梦而派遣一批使者（最早的说法是由张骞率领，他死于前2世纪末）赴月氏国请佛教经典。派遣的日期有四种说法：分别是60、61、64或68年。三年（或据一种说法为十一年）后，使团携《四十二章经》原文（或译本）而归。他们由第一批外国传教者陪同，他们的名字从5世纪以降被称作摄（亦作‘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皇帝为他们建造了第一座寺院，即洛阳白马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