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地与远处的人们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作为传播的媒介来说，“中国人发明了用碎布造纸，用毛笔写字，完善了一套象形文字约四五千字，用以满足一般的需要”(27)，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从此，口头传统被书写传统所取代，传播的空间和时间无疑得到广延，变得更为久远和宽阔。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被广泛“摹写”的事实，也证实了书写传统对于口头传统的替代趋势。

然而，尽管书写传播范围广于口头传授，但是人们抄写能力有限，又何况人在抄写时又难免出差错，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制约了思想和知识更大范围的传播。我以为当年蔡邕刻石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确立正确标准的经典；二是将正确的经典传播开来。用石头刻经，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但第二个目的却远未达到。原因很明显，立于太学门口的石经，必须要人们亲自跑到京城观瞻、背诵或抄写，既耗费时间，其正确性亦无法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尽管有熹平石经，尽管当年太学门口有众多抄写石经的士子学人，抄写下来的石经还是难免不出现错漏。而抄写石经的士子人数有限，且石碑仅立于京城，结果必然是传播难以达到京城以外的地区。全国其他地区的广大士子学人必然是只能耳闻，然难以目睹。相对正确的儒典知识仍然垄断在京城，或垄断在少数握有石经抄本的士人手里。用纸笔抄写经典的效果仍与人们对于传播的理想相距甚远。传播的需求呼唤知识垄断被再次打破，人们需要另一种更便于保存思想、获取知识的新媒介。这个新媒介现在看起来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就是通过雕版印刷产生的印刷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