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之中。由此，我们看到宋代四大类书的编纂刊刻都是在北宋中期完成的，而几次较大规模的佛藏、道藏编纂刊刻也均完成于北宋。

其次，五代变乱的教训以及中央集权的需要，北宋对于书籍印刷有许多禁忌，而且个人喜好、党派斗争对书籍印刷的禁锢也时刻钳制着官私印书业的发展。《长编》（卷71）载，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励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使择部内官看详，以可者录奏。（小注：江休复云：“上在南衙，尝召散乐伶丁香画承恩幸，杨、刘在禁林作《宣曲诗》。王钦若密奏以为寓讽，遂著令戒僻文字。今但从《国史》。）”在这种氛围之下，可以看出官方对于文臣的作品印制预先设计了某些禁忌和审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