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大臣对于自己文集的印制无非事关影响和名声，有朝廷“俸禄”这样的金饭碗，不让印就不印，也没多大关系，然而禁令对于民间书籍印制的影响却大有不同。~二′八,看?书*旺, \无+错^内~容~因为书坊的印刷往往关系到一些坊间老板、刻工和商贾等与印本书籍相关人群的生计，因此禁令的多次颁发对于民间的影响显然要大于官方。《长编》（卷119）载，景祐三年秋七月丁亥，“工部郎中王轸直秘阁。轸上所撰《五朝春秋》二十五卷，特擢之。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版”。又因为民间印刷的资金来源都依靠自己，一旦受到诸多限制，失去了自由选择书籍刊刻品种和数量的权力，其市场销售前景必然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在官方允许刊刻的书籍种类当中，又存在着官私之间印刷的竞争。官方依靠政府实力，其出版书籍往往不计成本，而销售价格也不遵循市场定律。《长编》（卷223）载，熙宁四年五月壬寅，“诏自今朝省及都水监、司农寺等处，凡下条贯，并令进奏院摹印，颁降诸路，岁给钱千缗为镂板纸墨之费”。(50)

北宋官方印本书籍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的。′s~o,u￠s,o.u_x*s\w*.?c?o.m!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说，当时“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然而官方书籍刊刻往往忽略成本和赢利。据《续通鉴》（卷33）记载：“天禧元年，上封者言：‘国子监所鬻书，其直甚轻，望令增定。’帝曰：‘此固非为利，正欲文籍流布尔。’不许。”于是，天禧元年九月，国家颁发《国子监经书更不增价诏》。(51)官私同种同类印本书籍的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不计成本的官本大获全胜。因此，私坊印刷业主为求生存必然要另辟蹊径，有时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突破官方划定的“红线”，出版一些畅销书或所谓官方“禁书”。然而，毕竟禁令时常存在，这也使胆战心惊的民间出版在生产规模上难以扩大，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由此，历史体现出来的北宋书籍刊刻状况，当然是官方印刷业的明线强于民间书籍印刷的暗线。

北宋官刻中以国子监刻书为重要代表，此外还有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各地学校刻书和公使库刻书。\x~x`s-c~m￠s/.?c·o¨m?国子监作为国家刻书的主要机构，负责校勘刊刻群书，颁布经典，是宋代对于五代官方书籍刊刻制度的主要继承者。起初，北宋国子监中有负责刻书的机构叫“印书钱物所”，后因李至奏称此名不雅，才在淳化五年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宋史》（卷165）载：“始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

北宋国子监刻书主要集中在经史和医书方面。经书方面，从端拱元年（988）太宗皇帝令孔维、李览等校正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版印行。之后，淳化五年（994），兼判国子监李至又上言：“五经书疏已经印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未备，岂付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倔皆励精于学，博通精义，望令垂加雠校，以备刊刻。”由此着手进行儒典的进一步校勘刊刻工程，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国子监终于完成了这7部经书注疏的刻印。至此，国子监将12部儒家经典的经、传正文全部出齐。

在史学方面著作，从淳化五年（994）到咸平二年（999），国子监校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咸平三年（1000）至天圣元年（1023）国子监校刻《三国志》、《晋书》之后，又继续校印《南史》、《北史》、《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整个北宋朝期间，前代的正史也全部由国子监印刷出齐了。

至于医书及其他方面书籍，国子监先后校刻了《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千金翼方》、《黄帝针经》、《金匮要略》、《补注本草》等古代以来的重要医学成果。太宗雍熙三年（986），中书门下敕令国子监雕印了《说文解字》，仁宗庆历三年（1043），又雕版《群经音辨》。此外，诸子百家书有《荀子》、《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