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私家刊刻

至于北宋的民间刻书，主要以家刻、坊刻为主。-狐/恋￠文′学+ !唔+错!内?容^所谓坊刻者，实则牵涉到古代书肆的源流。叶德辉云：“扬子《法言吾子》二，‘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此‘书肆’二字见于文士著述之始。”(57)《后汉书·王充传》也记载，东汉王充常游洛阳书肆。王充年轻时离家远赴洛阳求学求仕，“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由是，买卖书籍的市肆就成了他时常光顾的场所。据此可知，东汉时洛阳这样的城市里就已经有了书肆，而且书肆里的书籍也有相当种类和数量，以至于王充才能“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此后到了隋唐时期，书肆又有发展。《大唐新语》（卷12）记载曰：“开皇七年（587）前后，后梁灭亡之时，徐文远‘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其兄徐林“鬻书为事”，成了一名书贾。,x-i¨a`o¨s,h~u?o/c-m_s,.-o+r!g!而徐文远借其兄“鬻书”之便利，“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

由上述事例，可证从东汉至隋唐，当时书肆还仅是售卖书籍的场所，与书籍生产的联系还没有后来那么紧密。到了晚唐，唐僖宗逃至四川，柳玭曾言在蜀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此时的书肆才与雕版印刷有了些关联。由此，印刷术产生才使书坊、书肆与印本书籍的售卖传播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姚瀛艇主编的《宋代文化史》对此界定说：

坊肆，是指书坊和书肆，即经营刻书和卖书的作坊，或者称为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所刻印的书籍称坊刻本。书坊刻印书籍，以营利为目的，是作为商品生产的。(58)

这些坊肆主人自己拥有稳定的写工、刻工和印工。于是，“书坊”逐渐成为雕版印刷技术广泛运用，由个人经营、生产并销售印本书为主的手工业作坊。!l~a\n^l^a*n`x^s...c!o+m~

宋徽宗时，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家书坊正在营业。在繁华街市当中，一个写有“书坊”的招牌挂在一家店铺屋檐之下。这家书坊里有一店员正在和两个前来购书的客人搭讪，而另一人书生模样的客人则刚刚离开，一边走一边甩动着袖子，似乎是未能如愿购得书籍而离去。这个画面呈现在张择端的画上，足见当时北宋东京城中确有销售书籍的行业。此外，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上）也有记载说，北宋建中靖国年间，京师有开书铺人陈询，字嘉言，“以貌像呼为‘虾蟆’”。

至于“书坊”与雕板印刷及书籍售卖紧密关联，即所谓“产供销一体”，大概就迄见于北宋时期，而到南宋这样的联系就更为显明了。许道和据《麻沙刘氏族谱》，曾描述南宋建阳刘氏三桂堂“曾聘有从事校勘加工工作的编辑，经部8人，史部6人，还雇有专事印刷的工人16人”。(59)

北宋汴京开封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民间书籍买卖和刻书业相当兴盛。当时东京相国寺是一个印本书籍买卖的汇聚地。《燕翼诒谋录》（卷2）记载：“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据说，当年穆修自刻韩柳集就是在相国寺售卖的（《曲洧旧闻》卷4）。

据史载，宋代的印刷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长编》（卷387）记载，司马光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一文亦载曰：“（司马光）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60)

从上述记载的情况看，司马光死后，民众哀恸异常，民间有不止一家私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