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子、集多有涉猎，且与中央机构所印经史有所区别。这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客观情况就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书籍贯穿千年，流传绵延不绝。

北宋经书、子籍刊刻

谈到古代经学、子学书籍刊刻，就不能回避中国的学术精神。谈到中国学术的“贯穿”与“流传”，界内之人常常有所疑问，即“什么是中国学术中一以贯之的传统”？就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回答起来无疑就是所谓的“经学”。而“经学”的“贯穿”与“流传”，又往往要靠古代的经学典籍来支撑。由此我认为，这里边实际上隐含着一层意思，即：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自古贯穿的是“典籍中心主义”，而非“问题中心主义”。

中国的学术都是从古代的典籍中发展出来的，孔子时代就有“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66)之说。因为中国解经、注经的传统由来已久，自从一些儒家的书籍成为经典，历朝历代主持解注经文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此种情况在所谓的“盛世”尤其普遍。这种根植于古代典籍的学问，其原创性难免不受影响。黑格尔因此说：“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读了可以绎出他们的历史、宪法和宗教。……中国人把这些文书都称为‘经’，做他们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些典籍便是中国历史、风俗和法律的基础。”(67)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是，中国自从先秦以后，就少有自我发展出来的“主义”或原创性的学术及品格。历代学人所关注的不是现实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是固化在典籍中的疑惑，后人所做的工作都是对前人流传下来的“经典”，或注释或阐发微言大义。具体到某个具体朝代的某个学者，其注解与前人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