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根本特点，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68)，人们遵循的是“述而不作”的学问，而非根植于现实恒常问题的自我生发和创造。.求~书.帮? -蕞?新~彰`节·庚￠鑫′筷_因此，“经学”与其说是一种关于“经”的学问，毋宁说是一种关于“经学历史”的学问，它实则是一种“研究经学的历史”。是故，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69)。我以为其言不谬，因为这种所谓的“历史经学”根植于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

在中国古代，从周公到孔子，直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还没有“史学”这一类别概念。孔子的《春秋》在《汉书·艺文志》归属到“六艺略”当中。当时有“史”一词，但图书分类还没有“史”部类。当时学术只分为“经学”和“子学”两大类。?x,k￠s·w~x¨.`c~o!m￠班固《汉书·艺文志》乃是根据刘歆《七略》撰写，它称这两大分类为“王官学”和“百家言”。所谓“王官学”，指的是职掌于政府部门里的学问。“百家言”指的是在民间私家学术著述。(70)这“王官之学”也就相当于后来的“经学”，而“百家言”则相当于“子学”。因此，我认为中国学术主体应包括“经学”和“子学”两大部分。

至于印本书籍以前的经学状况，北齐颜之推曾总结说：“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颜氏家训》卷3）颜之推所说的意思是：学问的兴废，不同时代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汉代学者只要掌握了某一种被世人认可的所谓“圣人”经典，就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因为当时因通经而官至国家卿相的人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同样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陈鹄也曾说过：“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零?点~看′书? ,哽*歆_蕞¨筷+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由于经学典籍的重要，人们视“经典”高于一切。其泛滥流俗的后果必然是学术失去其本源意义，人们更多由习学“典籍”，直接联想到了“卿相”，从而跨越了“圣人之道”，学术也由此变得不那么纯洁。

“圣人”是什么？《风俗通》有言：“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故曰圣。”《洪范》说，“思曰睿”，“睿作圣”。按《说文》解释，“圣，通也。”对于圣人的界定，孔子曾说：

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孔子认为，“所谓圣人，其品德符合天地之道，变通自如，能探究万事万物的终始，使万事万物符合自然法则，依照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成就它们。光明如日月，教化如神灵。下面的民众不知道他的德行，看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就在身边。这样的人就是圣人。”(71)这些记载，一则说明“圣人”通达事理，具有较高智慧及思维能力。二则说明圣人还能顺应自然法则，掌握自然规律，和顺地影响其所处的世界且惠及他人。

这本没什么离奇，任何一个博学的君子、贤人都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即如后世的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