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刘基等人，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故孔子自称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看到了尧、舜的圣道，又说：“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孔丛子·论书》）然而，由于普通民众多目不识丁，更不能知晓古代文献的奥义。如此一来，由文献知识丰富起来的圣人逐渐被赋予神秘的色彩。这就如同某些掌握特殊技能的巫觋与王官，因为此种并非“种地栽花”的平常技艺，而与天地鬼神，与人们智力所不能明了的神秘现象相互关联，于是，巫觋以及那些擅长观望天象的王官也就成为民众景仰的“半人半仙”。

至于对“圣人”的崇拜，冯友兰认为原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圣人仅仅因为他是圣人就具有关于现实世界的最广阔的知识，和控制世界的最大能力”(72)。是故，“圣人之道”，本应该是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而在没有实证思想方法的古代，圣人之言作为过去经验的总结，自然被视作“真理”，成为推证的前提，证明的论据或作为思维活动的结论。(73)于是，学术步入了权威崇拜和信仰的歧途，“唯圣”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开始左右或压抑着人们的创见。

对于学术的用途，颜之推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消极地，无意识地“活着”，而是积极思考地“去存在”。(74)由于人生是一个有待实现、完善的过程，如果学术不关注现实中的人的问题，而仅仅作为书籍本身而存在，那么学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本源价值和意义了。因为学术一旦成为典籍固化下来，又流传千年，其结果必然是缺乏了其原生的活力。学术以“问题”为中心，问题尽管有其恒常性，但是人们对于问题的关注，更应体现为人类在不同的历史生存语境下的深化、发展或变形。然而，中国学术恰恰奉行的是“典籍中心主义”，这就使学术本身缺乏这样的深化和发展，更谈不上变形。(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