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强烈的“镜子”意识，北宋的史学书籍刊刻，从建国之初就得到了上层的高度重视。/小_税!宅` /冕,费.岳-读-《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汉、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赍本就杭州镂板。咸平中，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乃命直使馆陈尧佐等覆校史记，景德元年校毕，并录差误文字五卷同进。……又命直秘阁刁衎等覆校前后汉书，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签正卷。”

同书（卷31）又载，天圣二年六月，诏校勘南北史、隋书，以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正。命知制诰宋绶、龙图待制刘晔提举。

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书，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八月，命编校书籍孟恂、丁宝臣、郑穆、赵彦若、钱藻、孙觉、曾巩校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七史。恂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幻?想~姬` ¨已+发·布_罪.薪`蟑￠结,”仁宗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然后校正讹谬，遂为完书，模本行之（《宋朝事实类苑》卷31）。

其他编撰事实又有薛居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修撰的新、旧《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这些史籍中的大部分最终都在北宋得以刊刻印行。北宋史部书籍的刊刻情状大略如下：

北宋史部刊本表

续　表

附注：

《汉书》以北宋景德中（1004—1007）雕本为第一。当时，仅位登中书省、枢密院两府的要员大臣方能得到御赐。

根据相关记载，北宋人不仅关注继承或修撰前人的史实，对于本朝的史实也详加采录。自北宋建国以来，《太祖实录》（《长编》卷19）、《太宗实录》（《长编》卷43）、《真宗实录》、《仁宗实录》、《神宗实录》（《宋史》卷18、卷28）等，每朝的实录都勤录不阙。

《东坡志林》（卷2）有《记告讦事》，言熙宁、元丰间，皆重赏鼓励告讦者。?白!马¨书/院^ ′庚′鑫~醉.全^东坡云，此“皆当时小人所为，非先帝本意”。东坡先生又云当时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在座，他以史学家的敏感，冷静地说这样的事情“当书之《实录》”。苏轼之所以记载此事，即是认定范祖禹所说所为，一则表彰先帝仁德，让后世臣子缅怀；二则著于史籍，又有警示乱臣贼子，端正世风之意。而秉笔直书，看重实录，也成了北宋史家普遍的共识。又如《清波杂志》（卷10）所载：

唐中和四年，时溥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俱悲恸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刘更生传《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传》亦然，而独遗此。若非司马温公特书于《通鉴》中，则视死如归、应对不屈之节，卒泯而不传。惜不得其姓氏。

翻阅北宋人编著的众多史书，可以看到宋人在史学意识上，突出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要在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

按以往旧史例，每一篇传后都有论赞。钱穆说：“而欧阳修《新五代史》则论赞不苟作。每篇后有论赞，都是很重要的一篇大议论，不是随便循例而写。最有趣的一点，在欧史写的传赞里，每以‘呜呼’二字开头。先叹了一口气，再往下讲。”(100)这也成欧阳修《新五代史》中最大的特色，以至于神宗皇帝曾就此事惊问于王安石。据载，熙宁八年闰四月，王安石评价欧阳修《新五代史》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事皆可嗟叹也？&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