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长编》卷263）欧阳修就此辨曰：“此衰世之书也”，“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师其意，而不学其文”。

事实上，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是把恢复伦常作为指导思想。其文曰：“史者，国家之法典也。”（《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2《论史馆日历状》）而他重修《五代史》的原因是仿《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01)事实证明，欧阳修的史学观念最后得到了宋人的普遍认可，其所修《新五代史》得以雕板流行，而薛居正《旧五代史》反而逐渐湮没无闻了。由此，《铁围山丛谈》（卷3）载曰：“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若至贵者以不善终，则多曰‘无疾而崩’，大臣亲王则曰‘暴卒’，或云‘暴疾卒’。”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1）亦云：“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102)

宋人提倡要恢复礼制，认为以此就可以防止丧乱。殊不知，中原以外的异族是没有礼的，也是不讲礼的。唐代安史之乱的史实充分证明讲礼的中原人最终要败在没有礼制北方异族的铁蹄之下。与前朝不同，可喜之处在于北宋的番邦异族在稳定了政权之后，也开始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的影响。宋人也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异族，努力使之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于是，我们看到，在宋代一些有关经学、史学等教化方面的书籍被允许大量地输出到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