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朱寿昌寻母采用方法实有三种：一是解官访母，遍走四方。结果并不理想，备历艰难。二是诵佛书，感动神佛。效果也不好。三是摹板佛水忏书。结果是：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可见，印本传播的力量惊人。后来，朱寿昌终于找到了生母。这件事情在魏泰的笔记中曾有记载。魏泰《东轩笔录》（卷10）载曰：

司农少卿朱寿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长，仕于四方，孜孜寻访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传其母嫁于关中民为妻，寿昌即弃官入关中，得母于陕州。士大夫嘉其孝节，多以歌诗美之。苏子瞻为作诗序，且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其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同样，苏轼也曾叙此事说：“有大长者，曰朱寿昌。生及七岁，而母舍去。长大怀思，涕泣追求。刺血写经，礼佛忏悔。四十余年，乃见其母。(132)

商业是民间书籍文化传播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北宋民间的书籍售卖活跃，其主要动力是源于印本书籍有较大的利益空间。对此，前述有关印本书籍的造价已有相当说明。李致忠曾为宋代舒州公使库所出版《大易粹言》的刊刻费用算了一笔账。结论是刊刻一部《大易粹言》，工本费用不超过4贯钱，但是每部买价却可以开到8贯文足，利润在1倍以上。(133)利益驱动之下，才有民间不惜冒险将苏轼诗文集通过边境售卖到了外邦谋利(134)，也才有北宋末年民间不顾党锢之祸，将元祐党人诗文集私印售卖。民间售卖传播活跃，官府不得不加强管理和控制。于是，《长编》（卷64）载有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书曰：“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这则事例从侧面说明到了真宗年间，北宋边境民间印本书籍贸易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而且当时民间并非单一地在售卖传播《九经》，其种类应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