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前，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主要是由政府间使节、僧侣、留学生等人员完成。·0+0￠暁_税-枉- _已_发-布_醉,歆-蟑.结~而到了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部分职责却被商人取代了。(135)关于商人在北宋民间书籍传播中起的作用，也多为史料所证明。这种文化交往，在陆路有陆商参与，如边境互市榷场的商人贸易；海路贸易又有民间海商参与，如东部沿海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在陆商和海商的共同努力下，大量的中国书籍得以传到境外。如北宋海商郑仁德曾把日本僧人奝然在宋朝求赐得到的《大藏经》悉数带到了日本。《宋史》（卷491）载：“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零^点/墈/书^ \冕!费!阅_读\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而另一个商人孙忠也曾把宋朝给日本国的《法华经》及其他经书送到了日本。

同样，当时东边的另一个邻国高丽，也与北宋有印本交流。《宋史》（卷487）载其国曰：“高丽王出，乘车驾牛，历山险乃骑。紫衣行前，捧《护国仁王经》以导。……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对于宋朝商人的到来也是十分的欢迎，因为商人带来了高丽国所需要的书籍。《宋史》（卷487）载曰，“每贾客市书至”，其王“则洁服焚香对之”。至于北宋与其他邻国的书籍交往情况，可参见前面《北宋与境外印本书籍传播史实表》。

商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有售卖书籍的，也有其他传播方式。-二`8/墈?书,罔? ′免`沸?粤-犊+如民间印本传播又有以售卖印板带动书籍（印本）传播的情况。北宋苏轼曾有奏议说，元祐四年（1089），泉州人徐戬私自为高丽国印造了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不报官知晓。却收受酬答银三千两。苏轼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认为高丽臣属于契丹，“情伪难测”，徐戬公然与高丽来往，略无畏忌，请求官府将其治罪。以警示闽浙百姓，杜绝奸细（《东坡全集》卷58）。然而事实证明，商业利益驱使之下，这样的禁令是很难奏效。就连苏轼也承认，北宋海商中“如徐戬者甚众”（《东坡全集》卷56《论高丽进奉状》）。

当然，民间的印本书籍传播不仅限于北宋内部，国内传至边疆、外国，也有外国印本传入宋国者。辽释行均《龙龛手镜》（共4卷）就是从契丹民间渠道传入了北宋重新印制。(136)《长编》（卷480）又载，元祐八年正月，工部侍郎兼权秘书监王钦臣言：“高丽献到书内有《黄帝针经》，篇帙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乞依例摹印。”诏令校对讫，依所请。

以上情形充分证明了北宋由于官私印刷业的发达，印本书籍的种类、数量的大增，也导致了宋国的印本传播同样需要多样的渠道尽快传播开来。按照苏轼所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人”（《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况，我们显然感受到了当年印本书籍商业交易的活跃。

随着北宋印本书籍的增加以及其传播渠道多样化和商业化，宋人的文学理念就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萌发起来。前人的书籍刻本为宋人所传播和接受，宋人又将自己接受和创新的文学理念以印本的方式播散开来。宋代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了。因此，我们要了解北宋（印本）书籍的接受情况，首先要明了的就是属于北宋的文学理念是如何在印本接受之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再次以印本的方式传播并影响了宋代的文学创作。

第三节　北宋文学理念的传播与接受

谈到文学理念，我以为属于某个朝代的文学理念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北宋文学理念的形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