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欧阳修的文风改革与梅尧臣的诗风变革有相互呼应的历史事实。·狐?恋\雯/穴, .埂^辛.醉¨全′一方面，欧阳修承认有德者必有言，另一方面，他对梅尧臣的“平淡”诗歌理念持肯定态度。他又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文忠集》卷73）。其论诗云：

盖诗者，乐之苗裔与？……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文忠集》卷73）

这里，欧阳修对梅诗肯定的是其人情风物感人之诸端情状。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并不苟同于柳开、石介、二程等人提出的“文以害道”说法。他们对于诗歌评价的标准，实与文章一样是“道”和“文”两者兼顾，而“文”略胜之。实际上，只要稍微考察宋代文学，即可发现“平淡”文学理念作为宋人的自觉追求，其实涵盖了诗、文、赋等多方面，并不仅局限于诗歌。北宋中期以后，由欧阳修树立的散文，也是以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风格为主要追求目标。-1?6_x¨i+a′o*s,h?u`o?.*c·o~m￠无怪乎朱熹也承认说：“欧公文章及三苏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168)

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在推销传播“平淡”文学理念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那么，诗歌“平淡”的美学接受在北宋又是如何得以最终确立下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宋代儒学复兴和科举制度当然是其原因，然而我们亦未可忽略诗歌创作实践与相关印本消费的力量累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陶渊明集》（或《陶靖节集》）多种印本在北宋得以大量印刷传播的事实。此外，在属于本朝“平淡”类诗集的雕印发行方面，宋人也颇有工作成绩。由此，我们看到在北宋中期至后期，当时诗歌以追求“平淡”著名的诗人诗集大都有了印本流行。这其中包括有：

（1）宋王汾编于治平、熙宁间的北宋刊本王禹偁《小畜外集》20卷。陆心源《北宋本小畜外集跋》曰：“王黄州《小畜外集》，存卷六末页起至卷十三止，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盖北宋刊本也。!薪+顽*夲′神′戦~ !追,醉*新′蟑.洁^”（《仪顾堂集》卷16）

（2）北宋元符有刻本梅尧臣《梅尧臣诗集》10卷。据汪伯彦《梅圣俞诗集重刊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本卷末附录。绍兴十年（1140）初，宛陵州学刊成《宛陵先生文集》，知宣州汪伯彦作《重刊板序》，称“《梅圣俞诗集》自遭兵火，残编断简，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这段话说明在北宋曾经有过《梅圣俞诗集》刊板（清梁中孚刻本中宋绩臣有《梅圣俞外集序》）。

（3）北宋吉州公使库刊本有欧阳修《居士集》99卷。(169)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3）云：“《居士集》五十卷，宋欧阳修撰……卷末有‘熙宁五年秋七月发等编定’一行。……”傅氏又作《宋衢州本居士集跋》云南宋衢州本《居士集》“本虽椠于南渡，而探源仍出于熙宁”。《天禄琳琅书目》（卷3）著录云：“《居士集》八函六十四册，宋欧阳修著。……卷五十后载‘吉州公使库开到《六一居士集》计五十卷，宣和四年（1122）九月记’。……则是书之为北宋刊本，信而有征矣。”

以上仅是北宋文人集子得以刊刻印行的数个典型例证。加上前代以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的诗集印本的广泛印行，历代与当代的两股印本“势力”在社会上传播售卖，其影响实在不可低估。

考虑到欧、梅等人在北宋文学革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