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举状》一文中说：

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可笑。……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苏轼文集》卷25）

苏轼所论，说明一时间的风尚绝对可以影响当时书籍刊刻和售卖的社会趋向。其他又如北宋穆修刻印韩柳集，起初未被接受，其中可能有原因多种，然而“不合时宜”却是最为主要。因为在北宋初年，科举考试和社会对文学的喜尚，不是韩柳文章，而是以杨亿等馆阁文人所作的“时文”。这类作文讲究对仗工整，用典绵密。台湾政治大学刘祥光引了辛弃疾应科举为例证，也认为当时士子考科举须读“时文”一类的参考书。只是对于“时文”的定义，说法稍有不同。刘祥光更强调了“时文”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概念，其撰文也是为了探究“时文的发展，研究它们对考试及社会的影响”(3)。而苏州大学罗时进则说：“‘时文’真正作为一个十分明确的文体类别概念是在宋初提出的。”(4)我们这里所讲的“时文”，主要也是指穆修时代的社会流行文章。穆修生活在北宋初期，这一时期若论文章流行，主要有两种样式：一则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文体。此种文体继承了五代以来的骈俪，又多有学问典故加其身。另一则是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即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抹倒的所谓“太学体”的诗文。据《长编》（卷185）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