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要以韩愈、柳宗元为榜样。他在《再答张扶书》一文中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由此可见，韩、柳二人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此外，从诗歌中亦可看出，王禹偁对自己的要求是，文学远祖六经，近师韩柳，而诗歌则学李杜。《玉壶清话》（卷4）载有太宗皇帝邀王禹偁侍宴琼林一事。其文载曰：

太宗独召至御榻，而诫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

这个故事似乎说明，即便是太宗皇帝也承认王禹偁的文章应与韩愈和柳宗元同列。柳开、王禹偁之后，到了穆修等人为代表的古文派，其所接受的仍然是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观念。穆修在晚年所写的《唐柳先生集后序》中曾高度地评价了韩、柳古文的成就，并明白地讲述了自己研读和整理韩柳文章的经过。(14)

穆修以后，欧阳修接过了古文复兴的大旗，其所秉承的仍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观念。这在欧阳修所著的《书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说明甚详。《神宗旧史·欧阳修传》载：“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继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15)苏轼也评价说：“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对此，程千帆也说：“欧阳修关于复古革新的理论上承王禹偁，下开苏轼。……在尊韩、学韩方面，和王禹偁一样，他推动韩愈的文学成就，而不同于柳开、石介，一味地着重于韩愈的道统。”(16)这也说明了，欧阳修继承王禹偁即是继承了韩、柳，也即是继承了韩、柳的古文观念。因此，总体上看，北宋对于前代古文作品（观念）接受的直接源头还是对于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作品（观念）的接受。因此，钱钟书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