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以文为戏”说。!精*武¨晓\说¨罔_ ~更^芯·罪.哙?郭英德等人认为尽管韩愈以“明道”为名倡导古文，但他所致力研究的是古文的形式与技巧，我以为这是符合实情的。韩文奇特，是因为其处在创作发端辟路时期，前人并无现成道路可遵循。虽则有先秦两汉古文，实际韩愈也知道完全照搬“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并不能为时人所接受。故其古文提出“陈言务去”、“以文为戏”，这些看似与其道统理论相悖的东西，实则包含了其古文革新的要旨——即古文是形式，重要的是其内容和形式技巧的革新。这是一种貌似古文的新文体的革新和创造。

樊宗师在唐代古文作家中独标一格。他为了力去陈言，自创奇径，写了许多艰涩难解的诗文，把古文运动倡导的创新要求推向了极端。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樊文也属“元和体”之一。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评樊宗师一生写有专著75卷，文、赋521篇，诗719首，并赞叹道：“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

对于古文如何革新，真正符合自己标准的“古文”是什么，韩愈并无十分明确的认识。·2?芭^墈?书+蛧? \唔_错+内!容?所以我们看到，韩愈在创作了一些我们至今奉为典范的古文作品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新奇怪异的文章。这是因为韩愈的改革主旨就是“陈言务去”，探索开辟出一条适合的道路。既然不知道路为何，多方的尝试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有“怪异”、“恐怖”甚至是“血腥”，也是在进行古文创作探索中的必然结果。

乱象之下，张安祖在《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中，考证韩愈未有言论反对过骈文，且韩文中也有骈文俪句，由是得出了韩愈并不明确地反对骈文的结论。他说：“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把‘古文’简单地理解为与‘骈文’相对的散体文字”。这个说法乍一听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韩愈文章中散文句法之外，确实用了相当的骈文俪句(36)，然而我以为“扬弃”才是文章成功变革的关键，成功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继承的文章。·2?芭^墈?书+蛧? \唔_错+内!容?韩愈古文的成功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我更愿意将韩文出现的骈散交错使用的情况，视作韩愈所谓“陈言务去”、“（文）无难易，唯其是耳”等原则指导下的创作结果，看作是韩文探索道路上的有益尝试。

与唐代韩、柳古文不同，北宋古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与当时的五代派、西昆派对抗过程中逐渐成形的。因此，无论在古文的内质，还是古文的取法范围，以及古文的外在语言形式等方面，都与唐代古文有所不同。我并不同意祝尚书主张“唐代古文运动是开创、发轫，而北宋古文运动才是结果、完成”(37)的说法，而倾向性地认为，两者是分属不同历史时期，两次不同的古文革新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古文观念通过作品给予宋人的，除了守道崇儒的基本观念之外，更多的是古文创作的取法，文章外在形式和语言的散体、新奇等充满变革性的因素。

（二）北宋古文观念（作品）的接受与确立

尽管北宋初期就有了柳开、王禹偁、穆修等人对于古文的提倡，而且韩柳的书籍文本（包括印本）自五代以来也有各种版本在社会上流传。因为除了前述所说的韩柳书籍北宋印版、欧阳修所见的五代蜀本韩集以外，在大中祥符年间和嘉祐年间，社会上均有多种本子流行。大中祥符有杭州明教寺本、宜春新本、宜春旧本、饶本(38)，嘉祐又有杭州本等等。

柳开在《东郊野夫传》中自叙：“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其自号）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甚幼而莫有与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之。先大夫（指其父）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石介也说：&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