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曾说：“在亚述、叙利亚、腓尼基、埃及、希腊和拉丁这些民族中间，语言都是从史诗音律开始，然后过渡到抑扬格，最后才变成散文。-芯·完,夲!鉮*占. ,首!发.”并且“在东方人、埃及人、希腊人和拉丁人当中，最初的作家们以及在复归的野蛮时代用欧洲近代语言来写作的作家们，全是些诗人”。(40)换句话说，维柯认为散文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它是为了充分适应复杂多样性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由此，散文才可以比诗歌负载更多的内容，具有更广泛的实用性。

就北宋古文革新而言，其革新思想的由来固然有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作品的感召，但我们也应看到，北宋早期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前古文派以及穆修为代表的后古文派，其继承韩、柳古文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很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成形，主要还与北宋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它应是北宋当时复杂多样的社会需要所造就的。祝尚书说：“北宋古文运动，是在北宋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既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又受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渗透和制约。`如.文,惘~ ,免?废,跃*黩!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古文运动的内容、面貌，同时还决定了它的发展进程。”(41)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处在生命成长期的人，其受环境影响的程度较大。若个人所处的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与氛围有了些许变革的苗头，志同道合的朋辈对于文学有了某种观念上的共识，文学的变革就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萌发出来。这也就是说，假若不是时代及周围环境（社会文化）的熏染，欧阳修绝对不可能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旗手和领袖。

我们知道，欧阳修早期所热衷模仿练习的仍是“时文”。吴子良《林下偶谈》载：“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鉴矣。又，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能兼之者欧公耳。又，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而欧阳修第一次看到韩文，也说：“予为儿童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兰?兰′闻`穴! ¨最*新′章*结!耕_歆?哙*”（《欧阳文忠公集》卷73；又见洪迈《容斋续笔》卷9）这段文字说明，欧阳修至少在十五六岁之前，并不十分理解韩愈所倡导的古文是什么，也没有改革时文的意识。这种懵懂的状态直至欧阳修二十五岁出仕官场，结交了一批文学新锐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历史也证实，欧阳修在二十五岁出仕之后，一方面古文派尹洙、石介、范仲淹、苏舜钦等，都与欧阳修迭相师友，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欧阳修与钱惟演、杨亿等人也是知之甚深。由此，我认为欧阳修是在与以上两派人物的交往中，在修撰史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古文理念。

据史载，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就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而当时的西京留守正是西昆派代表人物钱惟演。欧阳修在钱惟演处为官，结识了一批洛阳才子，由此形成了一个文学革新的集团。关于洛阳文学集团，《渑水燕谈录》（卷4）载曰：“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荛夫（汝士）、王几道（复）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从此段记载，可证欧阳修与西昆派的钱惟演以及极力标榜古文的尹洙等人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宋史·欧阳修传》也说欧阳修“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这些证据都充分说明了：“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起点是在洛阳，而且恰恰就是在西昆派钱惟演的手下成长起来的。”(42)是故，《四库全书》卷153《宛陵集》提要有断语说：“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者，则尧臣也。”

以下数条文字记载，或许更能说明一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