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主张科举改革的有识之士达成的共识是：科举若以诗赋取士，拘于声韵，必不利于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所以，北宋“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出“先策论以近古，后诗赋以救弊”。苏轼后来评价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63)这样的科举改革意识其实就是当时北宋古文革新的主要动力之一。正因为朝廷上下对科举有了“以策论选拔人才”的共识，所以“古文”在这段时间必然得到了更多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和响应。北宋的孙明复就曾附和范仲淹，称科举“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64)。

只是朝廷上层对于古文的提倡，又是如何较为迅速地遍及全国读书人呢？官府发布诏书政令是一种手段，然而不可否认，印本书籍文本的传播对于科举改革及古文革新有着催化和加速的作用，这也成了唐宋两次古文运动最大的区别。

我们知道，当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汴京讨论以古文策论取士的时候，苏轼本人年仅九岁，还在四川眉山县的一个僻野乡村苦读。那么，苏轼父子是如何知道当时的京师将要酝酿怎样的文学变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