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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类记载，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一文中又说：“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73)据《长编》（卷140）记载，“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的时间是庆历三年四月。苏轼见到士人从京师带来的《庆历圣德诗》的时间亦在同一年。以我推断，那位来自京师的士人所带的石介《庆历圣德诗》不大可能是原文，极有可能是抄写之文或当时市场印卖之文。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了“精贡举”（《长编》卷143）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