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按《三苏年谱》(74)记载，庆历二年（1042）时，苏轼年方七岁，然他已开始读书。?k!a^n+s!h`u~d·i/.·c￠o?m′据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州）载：“维元祐六年……呜呼，轼自龆齯，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75)按此祭文结合《苏轼年谱》推算，“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即嘉祐二年（1057）见欧阳修，那么苏轼的确就是在七岁（1042）读书。而苏轼祭文又说其七岁时已闻欧阳修之名，以至于昼读欧文，夜梦见之。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苏轼七岁时白天所读的欧文，究竟是什么文章呢？当然是欧阳修写于庆历二年（1042）以前的文章。结合前述欧阳修的生平创作来看，苏轼或其父在庆历二年（1042）所乐见的文章，应该就是欧公从天圣九年（1031）至庆历二年（1042）之间的古文。

至于苏轼七岁时是否能看懂欧阳修的文章。嘉祐二年，苏轼在《上韩太尉书》中说：“轼生二十有二年矣。~卡_卡^暁?说`惘+ `已_发¨布￠最+薪￠漳-劫^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同时间，其在《上梅直讲书》又记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逾年，未尝窥其门。”(76)

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分析，苏轼在七八岁时，并不能理解欧、梅等人文章所言，只是听闻人言欧公为人如孟轲、韩愈，所以对其崇敬异常。这里隐含了一个细节，即在庆历二年以前，欧公传至西蜀的名声是其类似孟子、韩愈的古文名气。由此可见，尽管苏轼尚幼，未必知道欧、梅等文章所言，但是欧、梅等人的古文名声早已传播到了偏僻的西蜀眉州。文人的名声靠什么来传播呢？当然除了雷简夫之类的官方人物自中原将消息带入，主要还是要靠欧、尹、梅等人古文作品的普遍传播。-n^i?a′o^s/h^u_w/.￠c_o/m￠既然当年石介《庆历圣德诗》可以由士人自中原带入，欧阳修等人的古文作品更有理由或可能以抄本和印本的形式传入西蜀。

苏洵在嘉祐二年科考期间，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将欧阳修的文章比作孟子、韩愈之文，并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嘉祐集》卷11）又说：“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苏洵、苏轼皆将欧阳修之文与孟子、韩愈等人相比，可以判断苏轼所言七八岁尝观欧公文的事情当非虚言。尽管是苏轼以七八岁之年龄看不懂欧公深意，以苏洵对欧文的熟习程度，以及携回欧阳修《谢宣诏赴学士院》一文令苏轼拟作的情形分析，苏洵在苏轼少时的确曾将自己所获欧阳修等人之文拿回家中，指导儿子阅读仿习。《清波杂志》（卷1）载苏轼言曰：

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以为然。

仅此一例，足以证明四川并非与中原绝无消息，苏洵父子三人亦有多种方式和渠道获悉中原文章变革的风向，只不过消息传播稍稍有些滞后而已。

孔凡礼在《三苏年谱》书中，论及苏洵《送吴侯职方赴阙引》一文曾谈到度、量、权衡之器乃亿万人长时间创造。其谓器之“不击而自鸣，不触而自转”，乃是“生产技术领域之创造、发明，代表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又说道：“苏洵所处北宋社会，物质生产有较大发展，创造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