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去后，欧阳修在京城的处境并不是太好。王志坚《四六法海》（卷3）载：“庆历三年，公知谏院，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公，诏特除之。”至和元年，欧阳修所以能留到京城修唐书，皆是皇帝怜其老，又有宰臣刘沆请留之故。在当时政治旋涡中，仁宗皇帝对于欧阳修的任用采取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即通过委以欧阳修修史的闲职，最终达到逐步提拔的目的。这段时间，欧阳修真正有大影响的古文作品，应该就是庆历六年在滁州写就的《醉翁亭记》。

因为按照《欧阳修年谱》记载，欧阳修自称“醉翁”的时间是庆历六年（1046），那么这个关键时间就应该出现在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成功写出《醉翁亭记》之后。离开滁州后，欧阳修开始官运亨通。庆历八年（1048）正月，转起居舍人，以知制诰知扬州；皇祐元年（1049）正月，移知颍州；皇祐二年（1050），改知应天府兼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司事；皇祐五年（1053），欧公谋镂板《河南先生文集》。护母丧自颍归吉州。至和元年七月，仁宗皇帝先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随后，又命其刊修《唐书》。至和二年六月，仁宗皇帝以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嘉祐二年，又命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阳修自庆历五年至滁州贬所，庆历六年写就《醉翁亭记》之后，其官职开始稳步上升。这是否与其优秀古文作品的传播和影响有一定关系呢？不得而知。然据史载，庆历八年，当欧阳修调离滁州时，当地人的确将其所撰《醉翁亭记》一文模勒上石，以期永传。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一文，也记载道：“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81)此文通过水陆商旅传播开后，闻名而至滁州观览醉翁亭的大有人在。欧阳修在《醉翁并序》中记道：“余作醉翁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三叠。”(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