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印本时代的书籍传播，其技术含量更高，而商业味也更浓。《宣和书谱》（卷5）记载：“吴彩鸾，太和（827—835）中进士文萧妻。……萧拙于为生，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钱囊羞涩，复书之，且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传之。”(117)如此记载，我们看到唐代吴彩鸾抄写《唐韵》售卖的事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商业味。这是因为吴彩鸾只不过是一进士妻子，其抄书售卖仅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唐代敦煌曾经有大量以写经职业为生者，敦煌《妙法莲华经》、《秦妇吟》写卷末尾的题识及打油诗(118)，都证明唐代抄写本的传播主要是针对单个买家或读者，有时甚至是以抄本换取粮食的“物物交换”，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业流通模式。关于这一问题，徐俊也说：

与刻本时代相比，写本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写本时代，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李益“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元稹诗“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每一句出，无胫而走，疾如珠玉”；贾岛“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透过这些表明诗歌受欢迎程度的事例，不难看到，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