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的，而是地域共同体的集团性活动的话，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这里所说的集体活动，充其量也就是村落举行的活动，并非是国家的活动。农家收成的好坏，这对于以农业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古代国家君主而言是最需要关注的事情。因此，作为村落活动的农耕仪式也会成为由君主来实施的国家公共仪式，政府中也有诸如中臣氏、忌部氏等家族来辅佐君主行使祭典大权，并且，握有这种职权的家族被固定了下来。不过，说到底这也只是统治阶级的活动，而非强加到大众头上的“国教”。将神社神道尊为国教、强制每个国民参拜神社，这是进入明治以后，鼓吹天皇制绝对权威的官僚们的杰作，并不是民族宗教的历史传统所固有的。

与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民族放弃了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不同，日本在佛教广泛流传后还保留了自己的民族宗教，神社信仰与佛教信仰共存，并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土壤。哪怕在今天，城市和村落中都在不停举行春秋祭祀活动。从表面上看，正月里悬挂稻草绳、门松，用镜饼作供品等习俗，以及佛教中由僧侣主持的彼岸会、盂兰盆节等活动，似乎与民族宗教没有关系，但不得不说它们全都起源于民族宗教。例如，将亡故的祖先灵位从墓地带回家中的盂兰盆节的活动，用否定灵魂不灭的佛教教义是全然无法解释的，这显然是戴上了佛教面具的民族宗教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