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裴度对敬宗“两月已来，入开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须禀睿谋者，有所拥滞”的批评[90]。-小￠说\C¨M~S? _首+发*文宗大和四年（830）十月，延英请对的方式又做了一些调整。“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进止，自今已后欲对，并令前一日进状来者。伏以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时，如进状请对，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奏闻。今遣应候对官前一日进状，以寻常公事，不假面论，只具于表章，足以陈露。傥临时有切务，文字不足尽言，则咫尺天听，无路闻达。更俟后坐，动踰数辰，处置之间，便有不及。以兹限约，恐失事机。窃以请对官状入之时，合在平旦，苟或居后，则乖敬恭，致令临事排比，时有失次。伏乞重赐宣示，俾其晓知。限以状入者，并在卯前，如在卯后，听不收览。自然人各遵奉，理将得中。’可之。”[91]调整的重点，是延英请对时，需提前进状，供皇帝判断是否召见，若是寻常公事，则不必面奏。同时，由于某些重要事务为突发事件，故宇文鼎建议将提前一天进状，改为当日早晨五点之前进状，便于皇帝利用延英召对处理紧迫事务。制度调整，正是为了适应开延英无一定之规的现实。

第二，在延英殿见不见大臣由皇帝决定，与谁见的主动权往往也是由皇帝掌握的。宪宗元和元年，左拾遗元稹有感于谏官“大不得备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的情况，加之“近年已来，正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的问题，上《论谏职表》，文末称“伏愿陛下许臣于延英候对，召臣一见。\墈?书/屋*晓￠说_蛧~ ^勉.肺?悦^读`……谨诣东上门奉表以闻”[92]。元稹诣东上门奉表，希望皇帝允许他于延英候对。这就是“请对”，即唐代所谓“诣阁请对”[93]。“请对”后是否得以召见，则取决于皇帝。对宰相来说，虽然皇帝曾强调“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94]，但见与不见，还是只能由皇帝决定。李德裕《献替记》：宰相李德裕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早入中书，崔相珙续至，崔郸次至，陈相最后至，已巳时矣。余令三相会食，自归厅写状，请开延英赐对。进状后更无报答，至午又自写第二状封进，兼请得枢密使至中书问有此事无。……至申时，报开延英”[95]。宰相李德裕写状请开延英赐对，皇帝一时没有理会，他能做的也只是“第二状封进”，再次申请。

对一般大臣来说，更是如此。元和年间，太府卿王遂“为西北供军使，言营田非便，与〔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潘〕孟阳会议相非，各求请对。`r¨c!y·x`s\.?c/o?m?上怒，俱不见”[96]。文宗大和五年（831）三月，宦官构陷宰相宋申锡，狱成。“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係、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97]这一回，文宗最终没有见延英请对的崔玄亮等人，而是“召宰相入”。唐末僖宗时，“左拾遗孟昭图请对，不召”，他上疏批评僖宗：“陛下惟与〔田〕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98]以上可见，大臣延英请对后，是否召见，由皇帝决定。

第三，延英召对的具体形式也由皇帝安排。一般而言，延英召对时，当朝几位宰相共同参加。但也常见皇帝召宰相独对的情况。德宗贞元三年八月，“上开延英殿独召〔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泌”[99]。元和十二年，宪宗与宰相商量讨伐淮西吴元济之事，宰相李逢吉、崔群、王涯等三人皆主张罢兵，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主战，并愿亲自督战。第二天“延英重议，逢吉等出，独留度，谓之曰：‘卿必能为朕行乎？&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