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庭于府门，以其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杀平人故也”。[36]可能正是因为这两起事件，世宗有感而发，于十月戊辰，谓“侍臣”曰“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并感叹“宜悉召还，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37]话虽如此，后周中央却并未采取召还、取消巡检的举措。原因其实很简单：在负有讨捕“盗贼”责任的巡检、藩侯、守令三个系统当中，只有巡检是中央派出机构。中央对于巡检，既赖其捕盗维安，又靠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对于巡检，周世宗批评归批评、感叹归感叹，“召还”却是断断不肯付诸实施的。

地方治安由州县、节镇、巡检“三家共管”的实质，是具有割据倾向的藩镇与从中央派出的巡检介入了原属地方行政系统的治安管理领域。这种状况，到宋初始有改观。宋朝建立后，将藩镇所侵夺的权力归还地方政府，取消了镇将逐捕乡村“盗贼”的权力；复置县尉，为捕盗之官，强调县令、县尉对乡村治安的责任；同时，保留巡检，作为州县之外的捕盗专官。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癸巳，颁布《置县尉诏》，规定“每县置尉一员”，“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38]诏云：

盗贼斗讼，其狱实繁，逮捕多在于乡闾，听决合行于令佐。顷因兵革，遂委镇员。渐属理平，合还旧制。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如有盗贼，仰县尉躬亲部领收捉送本县；若是群贼，仰画时申本属州府及捉贼使臣，委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画时选差清干人员，将领厅头、小底、兵士管押及使臣根寻捕逐……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