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庆历四年与嘉祐三年，曾经有两次按照路、州的层级关系清理巡检职位员额的行动。-微,趣+暁.说, ?首+发.那么，这两次调整有没有改变巡检的分布状态呢？庆历四年的调整原则有两点：第一，“逐路留都巡检两员，（余）改为提举捉贼”；[55]第二，“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于要害处安置廨宇”。[56]调整之前，福建路共有“同巡检五员，都巡检二员”，调整之后，驻扎在泉州惠安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都巡检被保留下来，成为两名路分都巡检之一，“后分置（福州）永福县辜岭”，依地名，通称辜岭都巡检，巡辖范围覆盖福州和兴化军，又称福州兴化都巡检。[57]驻扎在福州侯官县甘蔗洲的原漳、泉、福、兴同巡检，改为福州管界同巡检，管福州全境的十二个县，“水陆巡捕”。[58]嘉祐三年，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调整，“诏诸路每一州军巡检有至三五员者，又三两州至八九州有都同巡检或驻泊捉贼，员数过多，非唯军马势分，兼遇惊劫，罕能获贼……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员，数州留都同巡检一员。,小!说-宅` -勉/沸′越\渎^其沿边、沿海及河、汴、江、潮险僻之地，旧有巡检处，并留之”。[59]这两次调整确实有将巡检设置“均匀”化的倾向，特别是庆历四年的“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与嘉祐三年“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人”。但是，调整所针对的是有多员巡检设置的州军，并不等于在全国范围内每州均设巡检一员，更不等于将巡检设置“均匀”化。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三年之后，巡检的增置仍然主要遵循“应激反应”原则，并不刻意追求“均匀”。比如，元丰二年，应湖北路都钤辖司的请求，于辰州溆浦县置龙潭堡，“差戍兵及土丁各五十人，巡检使臣一员”。[60]此外，庆历四年的调整很可能是庆历三年职田改革的次生结果。庆历三年十一月规定了地方官员的职田标准，诸路都同巡检、提举捉贼为一等；州的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为一等；巡辖马递铺为一等。在明确了职位的待遇等级之后，极有可能对原本随意性较大的巡检员额进行调整。[61]

北宋后期至南宋，巡检网络的密度增大，单个巡检的巡区范围缩小，但其分布仍然是“不均匀”的。·0`0`小￠税-旺. \首-发?北宋后期，一县境内有两员巡检的情况已经出现，比如元丰二年以后，福州的闽、长溪两县境内分别驻有两员巡检。[62]至南宋，更出现了“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63]的状况。在县以下的新兴商业中心——“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的镇[64]增置巡检，成为应对治安问题的常用策略。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庆元府“奉化县管下地名战埼、袁村，皆濒大海，商舶往来，聚而成市。十余年来，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谓‘小江下’”。其地“去县五六十里，南隔山岭”，远离行政中心。而“海滨习俗素捍。富者开团出船，藏纳亡赖，强招客贩；贫者夺攘斗殴，雄霸一方，动致杀伤”，存在较大的治安隐患。嘉定七年（1214），当地设置鲒埼寨巡检。[65]然而，密度增大、巡区缩小的巡检网络仍然是“不均匀”的——并非所有县份都有巡检设置。元丰二年，在福州的十二个县当中，就有罗源、宁德、怀安、长乐、闽清五县没有巡检驻扎。南宋孝宗时，徽州六县，共设有五个巡检寨，其中四个在歙县境内。[66]一直到南宋后期，严州的寿昌县境内始终没有设置巡检，寿昌县境乡村的维安工作则由驻扎在淳安县港口寨的“淳安、遂安、寿昌三县巡检”负责。[67]

“不均匀”才是巡检分布的应有状态。巡检专司维安捕盗，而“盗贼”等治安破坏性因素的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可能是均匀的，因此，巡检的分布不可能也不应当“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