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不均匀”的特质，使得巡检能够有效覆盖边缘区域，对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主体的传统维安体系形成有效补充。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常遵循“山川形便”原则，“以自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68]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与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重合，国家权力难以进入，容易滋生“盗贼”，形成治安问题。巡检出现之前，解决地方治安难题的手段是在地方行政制度内部做文章，或增设州、县，或增设县级捕盗官——县尉。有置县者，比如，唐初，“益部新开”，梓、剑、阆三州交界之地，“四境遥遥，人多草寇”，皇甫无逸“遂于当州盐亭县、剑州普安县、阆州西水县三县界村置”永泰县。[69]有“置州镇压者”，比如，“仙州（今河南叶县）四面，去余州（汝、许、唐、蔡）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唐中央数次“置州镇压”，“武德以来，迭为置废”。[70]州县自有其成规，当人口规模不够大时，专为维安而置州、县，张官置吏，可能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五代从中央派巡检使臣参与地方的捕盗维安，既加强了治安，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谓一箭双雕。宋朝在州县之外，建设“不均匀”分布的庞大巡检网络，举凡“要害之处”与“夫去城邑为远者，莫不置寨巡检”，使得巡检与地方行政机构形成“牙钩股附”、相为“犄角”的态势，[71]因而有效地增强了国家权力对边缘区域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