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司支度国计职能，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杨倩描《从“系省钱物”的演变看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48]。\c￠u?i~w_e·i^j+u!.^i`n~f?o~杨氏将针对系省钱物的预算定义为“正常预算”，系统讨论了五代至北宋前期，“系省钱物”范围扩大与管理规范化的过程；并由此展开，通过深入分析《文献通考》中陈傅良关于上供的论述，考察了太祖至真宗朝，国家“正常预算”体制如何由“统收统支”转向定额管理下的三级预算体制。此文首次将钱物“系省”“岁计”“上供”视为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且注意到上供“定额”对财政体制造成的影响，突破了前人局限于“集权”的理解，使人们对北宋财政预算制度及其形成过程，获得更具整体、动态性的认识。但杨氏未曾区分“经费”“系省钱物”“三司钱物”等分属支出管理、收入归属的不同类别概念[49]；对于“统收统支”“定额包干”等财政管理体制的含义、成因以及具体运作过程，也缺乏细致说明，为讨论的深入留下余地。~墈^书~屋\ ?勉+废′粤′黩^

三司与财政决策、立法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较多的议题。黄亚娟[50]、黄纯艳[51]等，举出大量史事，证明三司具有参与财政决策、立法的权力，甚至对财政以外人事、军政等方面决策也有干预。此外，三司须参与编修《会计录》，并由其长官进呈君主。汪圣铎[52]、方宝璋等均曾对宋代《会计录》编修的动因、资料来源以及体例、内容加以考察，认为其须依据全国财政收支详细数据编定，目的是反映财政变化情况，为君主财政决策提供依据。而搜集、分析如此繁杂的资料，必须由三司负责方可完成。因此，编修《会计录》是三司参与统筹国计的重要表现。陈扬[53]、高磊[54]更对宋代数次编修《会计录》的背景、具体动因进行了细致分析，从中可看出丁谓等三司长官，如何通过《会计录》信息影响国家政策。

参与财赋收入管理与调拨，也是三司重要职掌。收入方面，黄纯艳认为，两税作为宋代正赋，三司并不直接参与征收工作，但两税折科、折变的命令下达，以及征收的催督工作，往往须三司负责[55]。/二+叭¨墈′书?枉* /首￠发^三司对征榷课利的管理，学者多有讨论。酒法方面，李华瑞曾总结三司管理酒类产销的职责：（1）立定课额复核增亏，并据课额增亏情况进行课绩奖惩；（2）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增减酒税务；（3）直接规划管理三京榷曲事宜[56]。李氏另有专文，讨论坑冶征榷场务课额的调整与作用，其间也涉及三司对课利收入的管理。此外，戴裔煊、郭正忠等在考察北宋盐法[57]，黄纯艳在研究北宋茶法时[58]，认为三司多主导茶盐政策的制定，参与产销方式的调整；此外，盐茶产、销中所涉官司如京师都盐院、提举解盐司、榷货务等，均与三司存在隶属关系。

关于三司参与官物出纳管理，相关研究主要从财务监督角度展开。李伟国曾对提举诸司库务司加以研究，认为三司对内藏以外聚敛于京师之财赋具有支配、管理与监察之权，但因财赋收支管理涉及诸多财库、征榷机构、官营作坊及部分官司自属的财库与物资供应处，事多且杂，千头万绪，故须设立一专门部门，配合三司行使官物管理、收支监督之权，提举诸司库务司即属此类机构[59]。杨芳对北宋京师各类仓廪收入来源、出纳制度加以考察，认为其管理监督，与三司及提点仓草场所密切相关[60]。衣川强、王燕萍、张亦冰对宋代官员俸禄发放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考察，细致梳理了作为支领凭据的财务文书如何审核、使用，并讨论了三司等机构在各环节中所起的审核关防作用[61]。郭艳在对宋代物质赏赐进行考察时，也曾论及包括三司在内各相关主管部门的职掌[62]。

对于三司在宋代财政审计系统中的作用，学者也有专门研究。安国楼曾对北宋三司帐籍管理制度、审计机构设置、帐籍整顿活动等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安氏认为，帐籍管理乃是北宋财会制度的核心问题，关系到国家财政计划的实施，因此自太祖至神宗朝，宋廷一直致力于帐籍的整顿，并通过加强出纳帐籍管理，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