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廷对全国控制力缩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期大明宫的政治文化却超越了宫廷范围影响到了全国；清流群体的成员在世变中保持其地位的同时，通过朝廷委派文官的方式亦发挥了支配藩镇的作用。_小′税¨宅^ ·罪/芯*漳￠洁_埂·薪+筷?该群体的成员多来自科举仕宦成功的文学宦族，亦构成了朝廷词臣清官职位的主流。如此看来，唐后期至五代的清流世风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实在超出人们的预想。以武力支撑的霸权博弈之所以凸显那个时段，应当是出于北宋有关前朝历史文本的书写对那复杂局面多样化特性而做的刻意选择和价值观上远离五代政治的主观性定夺。作者认为，五代的士人受到的待遇虽不如晚唐承平之时，但清流文化的势力并未有实质性减弱，相反，其价值系统及依托的制度、人员、社会想象都沉稳而有序地在五代十国的政权中成长，并确保了社会上层文武两种力量的均衡，这为北宋初年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六篇《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一文，作者利用新出的墓志结合文献对武后、中宗时期宫廷政治的女性上官婉儿的事迹书写及其反映的政治特点进行剖析，旨在解释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理念与实践的特点，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q_i_x′i^a.o-s!h~u\o`..c,o￠m+该文具体回应以下两个问题：上官婉儿代表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文治传统？她的这种代表性是如何获得的？

作者认为，以昭容之地位和名声而论，上官婉儿墓志的文笔撰述过于平庸，且无撰者名号，显非出于名士之手。但墓志低调而稳妥的叙述，将她描述为一个有先见之明却又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形象，则与那个时代的政治伦理颇为合拍，这种“政治正确”的手法既能博取朝野的同情，又能将她从女性参政的恶名中剥离出来，这应当是墓志描述的初衷。然而随后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则开启了对她高调的褒扬，其目的则是通过她而宣扬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理念并对这种理念未来的发展寄予希望。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更精确地考察唐朝“文”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参考。.E`Z,暁^税!枉. `哽+薪!罪-哙,墓志的刻写、张悦对她的评论，均表明在构建唐朝政治“斯文”传统的过程中曾经历过那么一段“上官婉儿的时刻”。[4]这个时刻是武则天政治开启以后，伴随太平公主、李隆基等人的政治斗争而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政治模式，上官婉儿是武后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实践者和兑现者，这种文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得以积淀并转型，从而产生出了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上官婉儿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构成，张说的序文对她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如作者所称的“醍醐灌顶”的作用。[5]

第七篇《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是作者阅读正史、笔记与唐人诗文等资料并结合墓志进行研究的另一成果。该文选取6方墓志（含括孙行、徐齐聃、韦承庆、窦华、杨收、卢文度）作案例，具体讨论词臣家族及其文化在晚唐五代语境中的呈现和对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作者之所以选择词臣，是将他们看作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代表与核心价值的体现。他分三个时段对后期词臣呈现的政治文化新气象做了分析，指出徐氏家族和韦氏家族反映的只是当时的个性化倾向，他们的成功尚未得到社会舆论和人们心态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结构的充分支持；而后一阶段的杨收、卢文度则是“文”作为精英的普遍追求之时代的受益者，他们的事迹展现出后期清流家庭不断涌现的一般性特征。

第八篇《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是对罗新、叶炜编撰《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的评论，进而论述墓志作为资料的史学价值和意义。鉴于以往利用墓志的多数研究聚焦于对文献记载进行所谓金石学研究的拾遗补阙——诸如人物的生平行迹、行政制度、历史事件的年代、地点等史实的考订，作者对《疏证》在承续其传统的同时将史料考辨提升至史学层面做全方位分析的观念表示认可，强调这种方法重在对墓志书写背后含义的揭示，即“透过文字去探寻在历史记录中消失的那些片段往往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