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挑战性。也就是说，墓志的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了解哪些方面是墓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某种线索去追寻”[6]的东西。这意味着，对墓志的考察不能仅满足于历史信息的追寻之上，重要的是将它看作一个整体，从中捕捉墓志书写人究竟要传递什么信息、它要表达什么意图。要做到这些，对文献史籍精确地理解和把握是其基础，在此之上亦需要发挥研究者的想象力。作者在书中不止一处提及“想象力”，意在指出研究者超脱现世环境的窠臼步入当时的状态和场景中与研究对象互动，更有“切身的体会”，这与陈寅恪“了解之同情”有异曲同工之妙。[7]

二

最后一篇《西方唐史研究概观》，是对英语为主的西方“二战”后有关唐史研究状况的介绍，与全文的主旨路径不一，此处省略。通过前述8文，我对陆扬治学的特点之认识有如下几个层面。